新乡：一座精神的富矿

李大林

　　黄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太行山在这里延伸出最后的余脉。新乡，这片被历史反复书写的土地，在漫长的岁月里经历了太多烽火硝烟。从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到赵匡胤黄袍加身的陈桥驿，从孙膑伏击庞涓的桂陵到曹操决战袁绍的延津，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历史的记忆。

　　然而，这片土地最动人的篇章，并非仅存于史书中的金戈铁马。当历史的烽烟散尽，一种更为深沉、更为持久的力量在这片土地上生长——那是无数普通人用一生坚守写就的奉献传奇。史来贺、郑永和、吴金印、刘志华......一个个响亮的名字，就是新乡一张张亮丽的名片。他们从这片土地上走出，又用全部的生命反哺这片土地，共同铸就了新乡先进群体精神的时代丰碑。

　　1992年冬，我作为一名新兵初到新乡时，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历史纵深带来的震撼。部队驻地不远处就是牧野古战场遗址，训练间隙，我常常站在那片开阔的平原上，想象着3000多年前那场决定中国文明走向的大战。那时我以为，这片土地的全部传奇都藏在那些金戈铁马的故事里。

　　直到我开始了在新乡长达30年的军旅生涯，因参与部队宣传工作而有机会深入这片土地的每个角落，才发现这里真正动人的不是那些早已沉寂的刀光剑影，而是一代又一代普通人用生命书写的另一种传奇——那是在和平年代里，用汗水、智慧与奉献铸就的辉煌篇章。

　　从那时起，我不仅是一名驻守新乡的军人，也注定将成为这片土地上精神传奇的寻觅者与记录者。

　　集体之路：理想照进现实的光芒

　　1998年春，我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部队领导说：“去刘庄看看，那里有个叫史来贺的村书记，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能否把他请到部队来给官兵上上课。”那时的我对农村的印象还停留在童年记忆里，泥泞的道路，低矮的房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

　　当我第一次踏进刘庄，看到的景象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整齐的街道，规划有序的厂房，还有村民脸上那种发自内心的从容与自信。在村委会那间朴素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史来贺书记。他身材不高，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像极了田垄的沟壑。

　　“小同志，你是军人？”他握手的力道很大，掌心粗糙而温暖，“好，军人和农民，都是为国家做实事的。”当史来贺书记用他那布满硬茧的手握住我这个年轻军官的手时，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土地般扎实的力道，瞬间消弭了年龄与身份的隔阂。

　　接下来，我跟着史来贺书记走遍了刘庄的每个角落。在农机站，他抚摸着崭新的拖拉机说：“机械化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把乡亲们从最苦最累的活儿里解放出来。”在村办工厂的车间里，他看着工人们熟练地操作机器，眼里闪着光：“农村不能只种地，要让农民也当工人，当技术员。”

　　最触动我的是在村养老院，一位90多岁的老人拉着史来贺书记的手说：“来贺啊，我这辈子没想到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史来贺书记蹲下身，轻声说：“三爷，这是咱们集体该做的。”

　　夜晚，回到军营，我整理采访笔记。史来贺书记的故事在我的笔下渐渐清晰——一名共产党员如何用50年时间，将刘庄从贫困落后的小村庄发展为全国闻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农村基层干部的楷模，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优秀代表”“农村基层干部的一面旗帜”。当晚，《他把田野的春天带进军营》的通讯稿一气呵成，不久便在济南军区《前卫报》发表。但对我而言，比文章更重要的是，我亲眼看到了信仰如何在一个人身上转化为改变现实的力量。

　　如果说史来贺书记代表了传统农村的集体化转型，那么新乡县小冀镇京华村的刘志华书记则展现了乡村振兴的另一种可能。我第一次参观京华园是在2001年的春天，那时京华社区已经初具规模。

　　刘志华书记亲自当我们的向导，她说话不急不缓，却字字清晰：“很多人都问我，一个农村社区为什么要建这么大一个园林景区？”她指着错落有致的仿古建筑，“因为我要让我们的村民知道，美好生活不仅仅是吃饱穿暖，还要有文化的滋养，有精神的富足。”

　　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小径上，我看到几位老人正在亭子里唱戏，字正腔圆的豫剧唱腔在园林里回荡；孩子们在假山间追逐嬉戏，笑声清脆如铃。刘志华书记停下脚步，微笑着说：“你看，这就是我想象中的乡村——老有所养，幼有所学，每个人都有归属感。”

　　参观结束后，我们在社区会议室座谈，一位老大娘端来自家种的桃子，非要我们尝尝。她拉着刘志华书记的手说：“闺女，要不是你，咱们哪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刘志华书记轻轻拍拍她的手背：“大娘，这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

　　临别时，刘志华书记说：“很多人觉得农村就是落后的代名词，我不这么认为。我们要建设的，是让城里人都羡慕的新农村。”

　　回程的车上，我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想起了刘庄，想起了京华园，同样的集体道路，不同的实现方式，却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种传承与创新，不正是中国农村发展最生动的写照吗？

　　太行风骨：石头山上写春秋

　　2003年春天，我所在的部队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组织全体干部到卫辉市唐庄镇参观见学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当我们在课堂上学着抽象的理论时，走进唐庄，吴金印书记用满山的桃林和掌心的老茧，为我们上了一堂“什么才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实践课。

　　大巴车沿着盘山公路蜿蜒而上，漫山遍野的桃花扑面而来，如粉色的海洋在山间起伏。同行的当地干部说：“你们来得正好，这是唐庄最美的季节。”更让我惊讶的是，山脚下的工业园区厂房林立，与山上的桃花相映成趣。

　　在参观见学现场，我第一次见到了吴金印书记。他正和村民一起挖树坑，裤腿上沾满了泥土，额头上挂着汗珠，如果不是有人介绍，我完全想不到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太行公仆”。

　　休息间隙，吴金印书记坐在田埂上，笑着说：“当兵的？好，咱们军民一家亲。”他指着对面的山头，“看见那边没有，30年前，那全是光秃秃的石头山，连草都不长。”

　　他讲起治山的经历，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开始最难，石头硬，工具差，很多人觉得不可能。我就带着党员先上，白天干活儿，晚上开会。群众看我们真干，慢慢都跟上来了。”他伸出双手，掌心的老茧厚得像鞋底，“这双手，不知道使坏了多少把铁锤。”

　　午饭后，吴金印书记带领我们参观唐庄的发展成果。在万亩桃林里，他抚摸着桃树粗壮的树干，眼神温柔得像在看自己的孩子：“这些桃树，一棵就是一个小银行。春天开花可以搞旅游，夏天结果可以卖钱，叶子落下来还能肥地。”在工业园区，他指着整齐的厂房说：“光种树不够，还得有工业。我们这里的农民，农忙时种地，农闲时进厂，一年四季都有收入。”

　　告别时，吴金印书记寄语部队干部：“年轻人，好好干。无论在部队还是地方，只要心里装着群众，就没有干不成的事。”车子驶出很远，我回头望去，吴金印书记的身影依然站在村口，像太行山上的一棵青松。

　　关于郑永和书记的故事，我最早是从部队到辉县山区驻训时听说的。当地的老人总爱跟我提起一部老电影，叫《辉县人民干得好》。他们说起这部片子时，总会提到一个名字——郑永和。“那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心里只有老百姓。”一位人长这样对我说。后来我才知道，这部电影记录的，正是郑永和书记带领辉县人民战天斗地的岁月，连周恩来总理都曾为那股干劲赞叹不已。而郑永和书记离休后组建“老干部服务队”的故事，则是我在2004年，通过一场筹备报告会的采访，才真正触摸到的。

　　上世纪90年代，郑永和书记离休后放弃省城的舒适生活，重返故乡辉县，组建老干部服务队，他说：“国家干部有退休制，共产党员没有退休制，是共产党员就要做到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18年如一日，帮助山区人民植树造林，引水修渠，凿洞修池，架桥铺路，科技扶贫，实现脱贫致富。

　　2007年2月16日，郑永和书记弥留之际，还在念叨着山区几个村的道路硬化问题。他去世后，“老干部服务队”依然在活动，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这些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老年人，每年都会自发到山区考察，向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什么是初心？在郑永和书记和他的“老干部服务队”身上，我看到了最生动的答案，那就是用一生的时间，去践行一个承诺，去坚守一份责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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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弹指一挥间。如今的我，已是两鬓染霜的老兵。这些年来，我走遍了新乡的山山水水，寻访过众多英模人物。他们有的已经离世，有的依然奋斗在一线，但他们的精神，已经深深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

　　这些英模的故事，常常让我思考：是什么让他们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是什么让他们在困难面前从不退缩？是什么让他们把群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在长期的接触和思考中，我找到了答案——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信仰，一种融入血脉的担当，一种超越个人得失的情怀。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他们身上不是口号，而是毕生的实践。

　　更让我感慨的是，这些英模之间存在一种精神的传承，这种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结合时代发展的创新，是精神的接力与升华。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身后，已经涌现出新一代的奋斗者。在乡村振兴的第一线，在科技创新的最前沿，在社会服务的各个领域，无数新乡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着英模的故事。

　　经过近30年的寻访，我恍然领悟，新乡这座精神的富矿的特质在于“土壤性”——它不是仅供瞻仰的纪念碑，而是能让平凡种子扎根、生长、结果的沃土。史来贺、郑永和、吴金印、刘志华等是这片土壤上长出的参天大树，而更重要的，是这片土壤本身，至今仍在滋养着新的萌发。

　　而今，我虽已脱下陪伴了半生的军装，告别了这片驻守了近30年的土地，但我知道，有些东西是带得走的——那便是从史来贺、郑永和、吴金印、刘志华等这些新乡脊梁身上汲取的精神钙质。

　　这就是新乡的英模，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代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