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如山诉心声

张泉

　　上世纪60年代，国家穷，农民更穷。农民的生活来源主要依赖生产队分的粮食。当时我们兄弟姊妹六人，一家八口全靠父亲一人的劳动工分分粮糊口。在我们生产小队，我家是挂了号的“缺粮户”（即全家的工分折抵不了生产队分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为多挣工分养家糊口，在队里经常抢脏活累活干。有一年，县里号召兴修水利，每村要抽一部分青壮劳力，到40多公里外的塔岗水库开山劈石。由于这个差事不仅劳累且离家远，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相当一部分青年闻讯后都打退堂鼓，可父亲为了能挣高工分第一个报名参加。父亲在山上一干就是半年多，没有回过家。记得父亲第一次放假回家，他本来就不太健硕的身体更显消瘦了，黝黑的脸上增添了明显的皱纹。当他抚摸着我的头嘘寒问暖时，我明显地感触到了他手掌上满满的厚茧。

　　困难年代，农家人除了一年四季需粮食糊口之外，还要有油盐酱醋、礼尚往来的开销。为了补贴家用，我家每年要养一两头猪卖钱。养猪需要饲料，在当时连人的口粮都难满足的情况下，哪舍得用粮食喂猪。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家的猪“一日三餐”的主要食物就是泔水，青草、野菜、麸皮和酒糟糊涂。其中酒糟糊涂是猪的主食，它是酿酒厂制酒后剩下的渣滓，廉价卖给附近农民养猪。新乡市酒厂距我们家有20多公里，每拉一次酒糟糊涂都需要半夜出发，黎明赶到，然后排上长队等待。正常情况下，拉上重车徒步赶回家中，已是晚上10点左右了。父亲除正常农活外，每周都要抽出一天时间去新乡市酒厂拉酒糟糊涂。父亲带着母亲准备的一兜锅盔，独自架车出行。每逢父亲外出拉饲料，全家人的心都悬在空中，夜幕降临都蹲在门口的石阶上，望眼欲穿地等着父亲平安回来。多少年过去了，父亲躬腰汗流浃背拉车归来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1964年冬天，流行性脑膜炎在农村暴发，此种病毒攻击的主要对象是青少年。恰在这时，因生产队饲养员张大爷生病请假，父亲暂时顶替他值夜班喂牲口。我们家子女多且年幼，白天还好，一旦晚上生病，母亲担心父亲不在家她应付不了。父母商量，由父亲晚上带着7岁的我和4岁的弟弟去牲口棚睡觉。母亲在家守护着姐姐和妹妹。就这样每天晚饭后，父亲提着玻璃罩煤油灯在前面带路，我拉着弟弟的手紧随其后，冒着凛冽的寒风，深一脚浅一脚地从村南头赶到村北头的牲口棚睡觉。弟弟年幼不想事，躺在马厩厚厚的稻草铺上，听着周围牲口咀嚼秸秆的“交响曲”，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我从小心事就重，步入这个简陋奇特的环境中久久不能入睡，在幽暗的灯光下，我细细端详着父亲喂牲口的娴熟动作。每当他完成拌草、加料、泼水等一轮程序后，都会慢慢地向我和弟弟睡觉的地铺走来，先用手摸一下弟弟的额头，接着再摸一下我的额头，感觉一切正常后，才放心地坐下来掏出装有水烟的小布袋点火抽烟。在父亲的悉心照顾下，我和弟弟安全地躲过了疫情袭击。

　　小时侯，常听父亲讲：“在村里当干部就是要吃亏，不能占公家的便宜，这样才能说话腰杆硬。”在我童年的回忆中，有一件事记忆犹新。有一年秋后，大队搭伙为公社下来的拖拉机手做饭，父亲是炊事员，每天半夜都有一顿加班饭。在那年月，农村文化生活几近空白，我每天吃过晚饭就约几个小朋友一起捉谜藏，疯跑半夜，待精疲力尽才各自回家睡觉。可是，乐兴刚尽，饥饿就接踵而来，这时，我想起了在大队做饭的父亲。一天晚上捉谜藏结束后我没有直接回家，一个人慢悠悠地摸到了大队伙房门前，身倚门框轻声呼喊父亲，父亲发现我后，对我的来意心知肚明。只见他顺手掀开笼屉，从里面拿出一个雪白的“杠子馍”，我一时喜出望外，心想这下可以大饱口福了。谁知他走到我跟前，两手一掰，将“杠子馍”一分为二，一半塞到我的手里，另一半又放回了笼里。我当时心里埋怨父亲真抠门，后来在父母的一次谈话中了解到，当时村里也很穷，每顿饭都是按吃饭人头称面蒸馍的，6个人吃饭，就蒸6个馍，我吃的半个“杠子馍”是父亲晚餐的半份。可是，从称面到蒸馍，直至分饭，都是父亲一人操作的呀。

　　父亲像一棵大树，为我们这个八口之家遮风挡雨，撑起了一片晴空。由于生活艰辛，父亲积劳成疾，未到古稀之年就去世了。父亲病重期间，也是我在部队事业的鼎盛时期，当接到“父病故速归”的电报时，我才匆匆忙忙地请假返乡。我想，如果父亲在天有灵，能看到他的懂事又上进的儿子从部队回来为他送终，也该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