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贺巍先生

贺明海

　　时间过得真快！

　　恍然间，著名语言学家贺巍先生已经离开我们3年了。在我的意识里，他还不该走，应该再长寿些。

　　我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2019年的初秋时节。其时先生与妻蔡秀珍（曾任中国科学院行政管理局第二幼儿园园长）已经入住北京福山寿海养老院。在前往探视的路上，我收到先生的微信，告诉我们详细地址。

　　我清楚记得，由于导航有误，我们迟到了。已经85岁高龄的先生在养老院大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儿子贺加几次劝他回屋休息，他都不肯。当我与其大侄子广卿知道这一切后，感动得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我给先生带来了几本有关获嘉的书，他异常兴奋。他不顾疲劳，沏茶让座，问这问那。他问道：现在文庙的情况怎么样？那里是先生早年念书的地方。我如实相告：只保留下来一个大殿和两棵国槐。先生没说什么，似乎陷入了沉思。不一会儿，先生说，这里的绿植非常好，我带你们转转看看。他告诉我们，自己每天都要在这绿色的长廊中走上几个来回。这里原先是一个五星级酒店，非常宜居，有几棵珍贵的花木，先生如数家珍，讲述它们的传奇故事，我们听得津津有味。

　　中午在养老院餐厅里就餐，是先生提前安排好的。除了先生老两口，还有他儿子两口和先生的重孙女。

　　2002年8月份，我到北京出差，特邀广卿一同前往。先生住在中国社科院家属院，没有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家里只有老两口，清静得很。住房面积100平方米左右，清雅整洁。我特意来到先生的书房观摩学习，并询问先生退休以后的生活。他除了兼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兼副秘书长，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常务副会长，《中国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之外，偶尔还要到中国社科院和青年学者就语言学的课题研究进行交流座谈，更多的精力则放在篆书的研究上。先生说，现在写行书、草书的人太多，写篆书的人太少，于是他就专攻篆书一体。临别，先生特意送我几幅篆书作品。

　　在北京，两次和先生在一起，我有一个突出的感受，那就是先生的礼贤下士、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没有名家大腕儿的派头，没有居高临下令人生畏的架子。交谈时，他总是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就餐时，他总是帮你夹菜，生怕你吃不好。而先生自己从来不多吃一口。他不抽烟，一盅小酒喝到底。先生的生活习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次，是2002年的春天。那时先生刚刚退休，要来老家走走看看。当时我正好在先生老家的镇政府工作，尽地主之谊是分内的事情。

　　先生回京后，寄来了他的语言学著作《获嘉方言研究》《洛阳方言研究》《中原官话课本》《洛阳方言词典》《官话方言研究》等，随信还寄来一幅篆书作品，书写的是林则徐诗“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落款处竟然写下“明海学兄雅正”几个字（我们的第一学历都是汲县师范），弄得我20多年都不敢示人。最近我创建了“明海书院”，在“名家题赠”区域才将这幅作品挂在展厅里。

　　回想与先生的三次紧密接触，我真切感受到了先生的性格美，他的品格与智慧充满了魅力。与先生在一起，他从不炫耀自夸什么，从无得意洋洋之态，也无怨天尤人之语，他从不谈个人成就，也不说别人的坏话。这一点他和夏衍先生很相似。

　　后来，我主持编写《获嘉艺文》一书时，必然要熟悉先生的更多材料。于时我重读先生的语言学著作，阅读先生的随笔《京城记事》一书，从而得到了先生更多的信息。他曾任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方言研究室主任、《方言》杂志主编。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多次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讲学访问交流。在台湾学界他影响巨大，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曾带领研究生专程来到先生的老家访问座谈。

　　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与侯宝林、罗常培、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吴晓玲共事，但在与我的多次交谈中，一字未提，从不显摆。相关资料显示，1992年先生就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提出了具有重大影响的汉语官话方言分区理论等，并对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的发展提出了独到见解，对汉语方言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汉语方言研究领域的一座高峰。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对于先生，我们只能仰望；对于后学，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最值得珍视和继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