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异乡的匠人

安庆

　　从乡村出发，走在异乡的匠人大都是那些木匠、铁匠、泥瓦匠等。进入农闲时节，他们要靠自己的手艺出去挣钱。一个时代的匠人就是这样，他们展示手艺的舞台往往是在异乡。

　　我现在还记得，刚入冬，那些从外乡过来的锡匠，就开始在村子里吆喝：“焊锡壶——打锡壶的来喽——”声音悠长而有节奏，一声押着一声。我看过他们制壶的过程，打碎的锡块放在一个带把的小锅里，在炉子上化，风箱吹着火苗，炉子旁是一个窝在细沙间的模子，熔化的锡水倒进模子里，翻新或者新打的锡壶很快成型。在相当长的年代里，锡壶是用来暖被窝、暖身子的。当夜晚来临，外边的寒风呼呼地刮，甚或小雪在窗外飞扬，这时候最暖和的就是被窝，是坐进被窝里脚蹬着温热锡壶的享受。

　　一个家庭未必会有更多的锡壶，锡在乡村是不好找的，要慢慢地积攒。往往一个家庭只有一把锡壶，被窝要轮流着暖，一个被窝暖热了，再放进另一个被窝，最后放着锡壶的，可能是家中年纪最大的老人的被窝，也可能是最小的孩子的被窝。如果锡壶的温度变低了，会将锡壶在炉子上温一下。刚烧热的锡壶要用一块布包着，太热，怕烫伤了脚和身体。乡村的冬夜，是被一把锡壶暖着过的。

　　我对锡壶情有独钟。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有一把锡壶，它无数次暖过我的被窝。后来我们家又多了一把锡壶，是奶奶不在后留下的，那把锡壶成了父亲的专用。再往后，有了电热毯，有了电暖气，有了空调，父亲在冬天还会用奶奶留下的锡壶，那把锡壶他不舍得丢。前几年，父亲离开了人世，家里的锡壶我们还一直存着。

　　现在，很难听到打锡壶的吆喝声了。

　　木匠在乡村匠人里阵容最大，曾经的那些时光里，在每个村庄似乎都能看到那些行走的木匠，随时会听到锯木头和刨木头的声音。我们家的几件老家具，都是这些行走的木匠打制的。有一年，我们家要打一个架子车，从豫南过来的两个木匠住到了我们家，除了架子车，还给我们家做了一个方桌、一个柜子。但架子车做坏了，他们量错了尺寸，做好的车厢比正常的窄了几厘米，放在车轴上空荡荡的。好长时间我们拉着架子车出去，都会引来好奇的目光，不断有人问，你们的架子车怎么像个怪物？父亲的回答总是，既做成这样就算了，况且也不耽误使用。两个木匠提出来要重新为我们家做一个，可重做需要木头，他们又主动提出让扣他们的工钱，我们家没扣，木匠离乡背井的不容易。那辆架子车我们家用了很多年。父亲和母亲的善良感动了他们，一年后木匠再次回到我们村庄，执意为我们家免费做了两件简单的家具，我至今还在使用的一个三斗桌，就是那年做的。

　　在冬天，我更喜欢的是铁匠铺，那些火苗、火星，让我特别想靠近。尤其到了晚上，我站在黑暗里，看着铁匠铺里的火光，打成的铁器摞在炉子的旁边，火星在铁器上渐渐熄灭，就像在演着一场电影，人物和场景都在。夜渐渐深了，铁匠炉才安静下来。少年时代的冬天，每年都能等到他们，每一家好像都有要打的东西，所以铁匠在一个村庄要待很久，一个村庄结束了，才移到另一个村庄。我追随铁匠去过另外的村，看他们在另一个村里的炉火。我不知道究竟想看到什么，可能我始终有一颗做浪子的心，羡慕他们无拘无束的生活。

　　然而，眼下这些匠人早已不再是乡村的风景，很难再听到铁匠铺的叮当声，木匠的身影、打锡壶的吆喝声也从乡村消失了。现在从乡村出去的打工族中，工资相对高的，是那些持有电工证、焊工证的人。

　　其实，我也是一个手艺人。我没有学成木匠和铁匠，多年后成为一个在纸上、在电脑上码字的人。在几十年的修炼中，才知道做一个手艺人着实不易，做到出色更非易事。我的这门手艺是从写给母亲的一首诗开始的。那年春天母亲不在后，看着栽在母亲坟头的树慢慢生根发芽，长出叶茎，我写出了人生中的第一首长诗《母亲的坟树》。后来我又写下过很多行的诗、很多的小说和散文，我忽然感念，我这门手艺是母亲给的，是她在冥冥之中对我的指引。多年来，我在码字的路上苦苦修行，把装在心里的东西陆续写出来，深知做一手好手艺是来自内心的酷爱，不单单是手艺的收益。

　　我想起一个傍晚的钉鞋摊，可能不会有人来钉鞋了，钉鞋师傅还固执地坐在胡同口，在平静地等待。我在他摊边的小凳子上坐下，看见他手边的小本上密密麻麻地记着什么。他告诉我，那是数字，是他的记录，他今天再钉一双鞋就钉够1万双了。我问他是多长时间的数字，他说，很多年。我说，你为什么一直在等？明天不行吗？他说，今天是他的生日，很想钉够这个数字。我返身往家跑，掂出一双鞋，那双鞋有一点点开胶，原本穿一段就打算扔掉了，我让他把那双鞋修了。

　　我起身离开，他叫住了我，说，我认识你，你是个写字的人。我说，我们一样，都是靠手艺活着。他看着我说，我会买你的书看，你说了我们都是手艺人，我要看看你的手艺。

　　夜幕里，他弯下腰，收拾着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