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毅文

从我对读书有兴趣开始，一直就想拥有一张书桌。但囿于家庭经济状况，这个想法只能是个梦。

小时候家里三间房，父母住里间，外间靠东一张床，住着我和弟弟，中间是方桌、条几，两把大椅子，再配上若干凳子，类似于客厅。我写作业就趴在方桌上，家里如有客人，我就得坐小凳子就着方凳写。方凳太小，容不下书本； 方桌又太高，离书本太近，容易近视。我最喜欢坐小凳子就着大椅子，不高不低，放得下书本，挺合适。这把大椅子除了用于写作业，我还趴在上边读书。当时的农村，家里有书的屈指可数，所以有书的孩子会互相交换，没书的只能找有书的借，但借书是有代价的，比如一块糖、一个包子，还得保证还书时整洁干净。

初中时，我家搬进了五间敞亮的新瓦房，但也掏空了家底儿，连安玻璃、垒院墙的钱都没有，想拥有一张书桌更是奢侈的梦。好在父亲作为第一批“北漂”，挣到了一些钱，给家里装玻璃、垒院墙、安大门，还用剩下的钱买了一台“工农兵”牌缝纫机。母亲自然欣喜无比，而我也非常高兴，因为缝纫机放到了我住的西里间窗台下，平时不用的时候，机身要放到机屉里。这时的机台干干净净，平平展展，再铺上一层台布，不就是一张小书桌吗？

自此，这张书桌陪伴我读完了《李自成》《平凡的世界》《林海雪原》等长篇小说。我对课外书如饥似渴，逮住啥书都看，相对于周围的同学来说，也算是“博览群书”了，渐渐就有了文学青年的情结，高一便在这张书桌上写出了万字小说，甚至立志通过文学特招进入大学。

当然，这个“特招梦”如同泡沫很快破灭，只能亡羊补牢，刻苦攻读，最终考上一所大专，实现了“身份”的跨越。大学宿舍只是一间平房，上下铺住着八个人，只有一张旧课桌，上面放着饭缸和洗漱用品，书桌梦依然没有实现。图书馆的藏书如浩淼大海，《战争与和平》《红与黑》《茶花女》《莎士比亚戏剧集》等名著让我如饥似渴，但只能在教室、花坛边、台阶上和床上读这些作品。我在内心渴望赶紧参加工作，发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个书桌和书架。

然而，理想的丰满还是赶不上现实的骨感。参加工作后，集体宿舍是两个人住一个小隔间，屋内只有一张钢丝床和一个凳子。好在我所在部门分管文教，订阅了大量的报纸杂志，还有一个图书馆，看书自然不成问题。后来整理仓库时，看到一张破旧的两屉桌，我说扔了怪可惜，科长爽快地说，那你拉走修修用吧。我欣喜地搬了回去，借工具给桌子装上合页，上了锁。桌面虽斑驳，但仔细擦拭后倒也干干净净。我把堆在床头、箱子里的书整齐地码在桌上，把笔记、日记、摘抄本锁进抽屉里。有了属于自己的书桌，感觉生活的空间一下子充实了许多。这张书桌读书写字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还经常被同事借走聚餐，也算物尽其用了。

结婚后，单位给我分了一间半平房，里面半间当卧室，外边一间买了沙发、茶几、电视、组合柜，还买了一个书柜。虽然没有放书桌的地方，但那张两屉桌没舍得扔，放在灶间当了煤气灶的架子。那时忙于工作，看书只是在周末的夜里，或者坐在沙发上，或是依偎在床头。

紧接着单位集资盖房。我东借西挪，好不容易要了一个顶楼的两居室。装修时，特意在暖气片上面装了一个博物架，还另外定做了一对书柜。四年后，我终于还清买房子、装修的外债，拿着攒了四个月的工资去体育中心买了一台神舟电脑和一张小电脑桌。自此，我终于真正拥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电脑桌兼书桌。此后，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书也越来越多，书柜里放不下，我把常用书和新书就近放到了博物架上。

五年前，我在单位家属院的棚户区改造中买了一套三居室房子。妻子专门给我留了一间书房，还让装修师傅直接把一张长两米多、宽一米多的细木板镶了一层塑料边，往原来的旧电脑桌上一放，再铺上毡布，就成了一个书法条案。

不但圆了“书桌”梦，还拥有一间书房时，我不由得心生感慨：“有妻如此，夫复何求！”妻子则打趣道：“知夫莫若妻，书房添‘新喜’。”上高中的女儿也不甘寂寞：“知父莫若女，老爸甜蜜蜜。”

“哈哈哈……”书房里回荡着幸福的笑声。

（作者系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