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淮 （卫辉市）

我特别喜欢吃大米饭，大米是个馋食，它最易和大肉搭配。常言说，“大米干饭肉浇头，越吃越香口流油。”这些年真饱了我的口福啦，三天两头大米干饭肉浇头。一个中午，我又端着雪白的大米饭，上边浇着透红剔亮的方块肉。刚坐在小区广场上，几个到小区搞宣教的年轻人看着我吃得蛮过瘾，哈哈一笑，“大爷，看着您这饭碗真不像刚受过大水灾啊！”我口中边嚼着肉，边微微一笑俏皮地回答：“这次遭受这么大的水灾后，我想可要把我这吃大米肉浇头的瘾给饿掉了。谁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小区办事处很快把成袋的大米白面、成桶的食油还有救灾款送到了家门，这是托共产党的福啊！”年轻人趁势接着问：“大爷，您这把高寿，经历多，过去要遭这么大水灾怎么样？”这一问，击中了我心头的火花，满肚子的苦辣像溃堤决坝的江水一样喷涌而出。

我今年八十五岁，这一生共经历了三次大水灾。第一次是1944年8月，我刚刚七岁。我们全家四口生活在浚县农村。8月中旬暴雨铺天盖地一连下了五天六夜，到处一片汪洋，不少家户房倒屋塌。当时父亲在外谋生，我同母亲、哥哥蜷缩在两间遍地漏雨的破房里，厨房里的锅碗瓢盆被砸个稀巴烂。当时吃的别说米面，就连糠菜也一光二净，已经几顿没开锅了。妈妈眼看俺兄弟俩饿得抬不起头了，突然指指院里被风雨刮落的烂枣。我和哥哥二话不说，冒雨跑到院里拾起烂枣，也不管泥水虫蛀大口吃开了。妈妈看着忙说：“生的吃多了拉肚子，煮熟吃吧。”煮熟，谈何容易？一者无锅，二者烧火的秸秆杂草全泡在水里。想来想去，想起床底下还放几捆准备纳锅盖用的高粱箭。俺兄弟俩拿出来，趁着墙角用两块儿半截砖架起一只小铁筒开始煮枣。可是我俩根本等不上熟，一把把捞出狼吞虎咽，半小筒枣片刻一扫而光。就这样，一连几天全靠煮烂枣填肚子。

第二次大水灾是1963年8月上旬，暴雨连下几天几夜，那时我已在汲县（今卫辉市）参加工作成家立业。当时国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加之罕见的大水灾，真是雪上加霜。那时吃粮是低标准供应，多半是红薯干、红薯面之类。可就这些东西，也由于城里城外成了“水乡泽国”运不进来，供应不上。后来政府专派民航飞机向全县几处重灾区投放大饼、馒头、炒黄豆等食物。先后有五六架飞机投了不少食物，但对城区几万张嘴来说仍是杯水车薪，我家连个饼馍影子也没见到。几天后，北阁门外大水稍退了一些，政府用船从外地调进一部分红薯干救济灾民。我高高兴兴地到赈灾点领了十多斤。谁知乐极生悲，行至家门口时，因路滑摔倒，口袋震裂，红薯干全部撒在泥里，又恰遇风吹，红薯干和泥水混得一塌糊涂。我不顾疼痛爬起来，赶忙将红薯干连泥带土撮回家中，虽经再三挑拣清洗，吃起来有些艮牙，可还是感觉又香又甜，吃了还想吃。日子一直熬了几个月，进入冬季，天气冷，肚里空，实在难挺。无奈，我跟随不少人一样，收拣些旧衣服，趁星期天起早搭黑扒火车到一百多里外的汤阴换些红萝卜，回来搭配供应的红薯熬日月。“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就是那时叫响的。细想想，红薯还真是好东西，那时救人命，当今吃稀罕。

最后我再说说这次大水灾，刚一开口，身边的年轻人异口同声：“大爷，不用再细说啦，这次大水灾咱们感同身受，共同受助得益。就像您开初谈的，这雪白的大米、成袋的白面，是党和政府一次又一次给咱送到家的。放心吧，您老人家这吃大米干饭肉浇头的瘾不会饿掉了。”听了年轻人的话，我顿时心血来潮，脱口而出：“同样大水淹，吃饭不一般，不忘党的恩，饮水应思源。”话毕，大家报以热烈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