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千年新乡的文明密码

董传军

　　热爱自己所在的城市，是基于这座城市的文化根脉和文明气韵。为自己热爱的城市立传，无疑是对这座城市的尊崇和致敬。

　　我以自己的视角和理解方式，打开这座城市的文明密码，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自以为有一种酣畅淋漓、情绪饱满之感，更有一种写下永恒、探寻存在的意义。

　　创作《新乡传》的初衷，有其特定的背景，身处新乡这座城市，常常有人问我：新乡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核是啥？新乡始终站在中华文明的中央舞台，缔造了一个个文明气象，自己却无缘“国都”，究竟为啥？

　　面对疑惑，我尴尬地微微而笑，一言不发。

　　那时，我担任新乡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竟然对新乡这座城市如此陌生和遥远。突然，我对生我养我的这座城市有了一种沉重的负疚感，对我所承担的职责和使命有种不称职的羞愧。

　　于是就有了探寻新乡历史文明的起念和冲动，有了撰写这本书的源起和铺陈。

　　下笔之前，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收集与新乡有关的史料书籍，将密密匝匝的资料放在书架上，一有时间就闯入时光隧道，踩踏着“古新乡”的文明印迹，在《春秋左传》《史记》《资治通鉴》《山海经》《水经注》《尚书》《宋史》《国语》《周书》《竹书纪年》等300多本文献书籍里，在千万文字的行间缝隙里，倾听浸润在沧桑岁月中的“新乡故事”，打捞沉醉在华夏5000年文明中的“新乡力量”。

　　在这极度自由酣畅的精神天地间，我或聆听战鼓追寻甘之战、鸣条之战、牧野之战、官渡之战的烽火，寻找着改变中国历史方向的文明细节；或品读《诗经》、找寻《竹书纪年》、攀爬战国长城、叩问白鹿山、拜谒百泉书院......于金戈铁马中触摸古老文明的脉搏，在一部部传世经典中畅游欢聚，在一处处文化殿堂里涤荡心灵。

　　在仓颉造字台、比干庙堂、姜太公雕像前、孔子讲堂处、孙登的“啸台”、邵雍的“安乐窝”、竹林七贤寺、孙奇逢“兼山堂”......越靠近这些先祖圣人，心头越发激荡震撼，在先祖面前，我站定、凝神、正冠、掸尘，恭恭敬敬、深深地三鞠躬，抬头与他们四目相遇，我与先祖千年之遥的距离倏地拉近了。我想，即使在这跨越永恒时空的对视中，先人与我、与这个时代的心跳是相通的。

　　我翻阅着历史文献、找寻着文物佐证，带着考究心态，一笔笔勾画、一页页标记、一章章研读、一点点记录，将这座城市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文明里程、文化源流、文脉赓续，甚至史料的求证翻新，都一一梳理记录下来。

　　记录历史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史志，有传记，有外传、别传、小说、民间故事等。

　　史志是一地之百科全书，官方史记最有权威性，写作上有固定的格式，但过于拘谨与呆板，失之生动与趣味；外传、别传、小说、民间故事，写作上纯属虚构，有杜撰历史之嫌，随性随意，唯求好看，但有时捡了故事，却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真实历史的轨道；城市传记是一种非虚构的写作形式，主体是城市，讲述一座城市的故事，叙述这座城市的真实历史，还原这座城市的真实面容，但在叙事中为了让阅读者有兴趣读下去，往往会隐现旁逸出文学的味道。

　　因此，我在写作过程中像“戴着镣铐”，遵循着基于“文献记载，文物佐证，文学叙事”的创作原则，于“中规中矩”中尽可能地去彰显文字的舒张。

　　当然，我关注的并不是新乡这座城市所有发展变化的“时间流水”，也不是像方志那样分门别类、面面俱到地写城市面貌、山川、物产、城池、圣祀等，更不是细细碎碎、点点滴滴的历史碎片，而是专注捡拾在时光缝隙间“一滴水见太阳”的那一光与影交汇的折射点，也即在中华文明中“定乾坤”的人物与事件，这些古圣先哲，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文明引领者，是中华文明弦歌不辍、别开生面的缔造者，是历史发展的推动者，从他们身上凸显本书“在这里，读懂中华文明”的主题思想和历史观照。

　　故此，我以客观冷静的姿态，慎之又慎地审视着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新乡印记”，标注和记述新乡这座城市在中国历史坐标中的耀眼和光亮之处，钩沉和捡拾能升华中华文明的新乡历史人物事件、遗产遗址、精彩印迹，通过大量的文献记载、考古物证、实地探源、采访考古学者，从中梳理历史碎片，收集整理文献并认真分析研究，在“知微见著”中去探究新乡的文化根脉、文明基因和文脉气韵，探寻新乡的历史过往、文明印迹、文化象征和精神图腾，缕析中华文明宏大时空中所遗存的“新乡元素”。

　　我想，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个性。新乡是一个每时每刻、随时随地都会生产“惊天故事”的城市，为新乡作传，以单薄的笔尖一丝一缕地去展开繁复叙事，实质就是为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和事立传，“以人记事”“以事写实”“以实记史”，用历史人物铺陈历史事件，这符合传记的写作特点。正如邱华栋先生在《北京传》中写道：“在我看来，城市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体，人创造了城市，但城市自己也在不断地生长......”

　　由此，我以此为轴心，紧紧抓住时间这根绳索，在华夏文明的图谱中奋力攀援，穿越层层叠叠的历史时空，写新乡以往的历史，写以往历史特有的性格与深邃。

　　值得抒怀的是，写作的过程也是自我解疑的过程，我以抽丝剥茧的方法爬梳典籍方志，梳理新乡历史文脉，踏访一处处在时光缝隙中留存的遗迹与遗址。

　　在寂寞的共城遗址，我能看到仅存一堵夯土墙，既没有城的模样，也没有城的味道，究竟3000年前共工氏族的生活是啥模样？我想象不出来，因为那数千年前的喧嚣和繁华，早已堙灭在历史的长河中。

　　在黄土覆盖的孟庄遗址，我更看不到这是共工氏族曾经生活过的城池和先民们使用了2000年的“城摞城”遗址，看到的只是绿盈盈的麦苗，宽阔裸露的土地，田地无声，遗址静默，仿佛成了时间的独语者。

　　即使这样，我仍然要去现场。因为，我想要身临其境地看看，探究和感受这片曾经养育过先祖们的土地，经过流年岁月的洗礼，赓续繁衍后的音与影，如今到底是什么模样？我希望有一种在场感，有一种时空变换的穿越感，有一种今昔共存的魔幻感。

　　文献无言，一切都在时光里；文物无声，一切都在眼前。

　　书写城市传记是一种历史复活工程，也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重新铺序，是这座城市文明的复活与还原。换句话说，为这座城市作传是以文献作骨架，文物当佐证，文笔为血肉，文字是思想。我在文献资料中爬梳剔抉，去芜存菁，在现场感受感悟，糅杂着对这座城市的历史回眸，探摸这座城市的脉络和根系，一铲一铲地挖掘聚拢历史文化碎片，一字一句敲击着键盘，仿佛穿越这座城市的时空，一寸一寸地复活这座城市的肌理和文明，希望这座城市所有曾存于时光中的文明的细胞，都能在一笔一画、一字一格的追溯中得到还原或重现。

　　我在动笔写作时，为自己定下一条规矩：尊重城史，遵循“六不写”原则。即：有文献记载无文物佐证的不写，中国历史进程中弱影响的人与事不写，无历史考究的传说及民间故事不写，短暂工作生活过的历史名人不写，虚构的历史故事不写，没有寻访探究的遗址遗迹不写。因此，在写作时，有很多历史人物与事件、历史故事、历史遗迹没有写进去，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缺憾。比如：新乡获嘉出生的唐代诗人李商隐，自称祖籍在南修武（今获嘉县宣阳驿）的唐代诗人韩愈，在封丘当过县尉并写下了《封丘作》的唐代诗人高适，还有一些没有考证或有争议的遗址遗迹，如沙门遗址、山阳故城、重门故城、蔺相如墓、赵佗墓等，都不得不舍弃或略去。

　　一座城市的传记，所涉广博，时空远阔，面宽点繁。我愿为《新乡传》写一份执着，宣泄一腔诚恳，如春蚕般日夜勤勉地构思编织内心的那份喜爱。但为自己热爱的这座城市立传，我总是忐忑不安、诚惶诚恐，因为，我毕竟不是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以我的笔力和知识积淀，唯恐不能胜任。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新乡的新与旧，历史与未来，一切都在时间与光阴的流动中奔向更远的远方。就像此刻的春夜，我站在新乡的街头，透过这座城市烟火气息交织的荧幕，回望着她光耀的历史，憧憬着她惊艳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