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伯父范东华讲革命史

范建社 王聚臣（封丘县）

　　在一个难忘的时刻，我听到伯父讲述他自己的革命经历。震撼和敬佩之余，我决定把听到的一切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我响应号召去豫南农村当知青。1974年7月5日早上，我突然收到母亲去世的电报，满怀悲痛回郑州奔丧。此时，伯父范东华闻讯也来郑州吊唁。于是，就有了我们三人在那个特殊时期的唯一一次聚首。也是这次相聚，才让我有机会聆听到老一辈革命者范东华伯父的讲述，才知道了封丘县冯村乡小里薛村我的前辈们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英勇事迹。

　　当天夜深人静以后，伯父和父亲兄弟俩开始了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谈话（我只是在听）。话题是从父亲问大伯谁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开始的。大伯听后不加假思索说：“是我娘。”父亲惊奇地说：“是她？”紧接着，大伯的话匣子打开，一发而不可收。

　　说到小里薛村范家怎么会成为情报站时，范东华（我们称佛大伯）讲，这是有多种原因的。首先，他的长兄范汝钦（我们称钟大伯）就是一个革命的火种。早年范汝钦到南方投身革命，后来因在战斗中负伤，组织上派他回家乡养伤，实际上是边养伤边做地下工作。范汝钦和长垣县（今长垣市）杏园村的张经、张荡斋叔侄是亲戚，喊张经为表叔，喊张荡斋为表哥。而他们是长封一带共产党的领导人。原先范汝钦的组织关系是由上级敌工部直接管理的，所以当地的地下党组织并不知情，直到上级党组织向他们秘密通报时，双方才接上关系。这样，范汝钦和他们叔侄既是亲戚又是革命同志。之后就有了范汝钦是中共小里薛村党小组第一任组长、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这些事情。

　　其次，要说到小里薛村情报站情报员马淑芳。她是留光镇谢庄村人，嫁过来以后，是真正的贤妻良母，骨子里满是机智干练。那个时候，杏园村地下党组织派张荡斋到小里薛村、大李庄村一带开展革命活动。马淑芳听后十分向往革命，拥护共产党，张荡斋就把她培养、发展成地下党员。中共长封区委情报站设立在马淑芳家以后，她又成了封丘县第一个地下女交通员。

　　再次，设立情报站不但要有可靠的政治基础，还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小里薛村情报站的主要任务，那就是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我们范氏宗亲老四门，那个时候虽不富足，但生活上还算过得去。我们老四门居住地相对集中，虽然都是自立门户，但院院相连、户户相通，这种居住形态既方便隐蔽又容易逃走。最重要的是，老四门的人基本上是进步群众、堡垒户，政治上可靠，地理位置优越，关键时刻能做到藏得住、送得出、打得好。当时，中共长封区委领导张经、张荡斋、段美敏、刘杰等，都曾在小里薛村情报站小住和避险，从未发生过意外。中共长封区委领导对小里薛村情报站的评价是：政治上靠得住，人脉上有资源，经济上能自立。因此，情报站设在小里薛村范家最为合适。

　　当伯父说到范家众兄弟时，声音有点哽咽：在最艰难的时候，他坚持在范氏宗亲老四门兄弟中培养积极分子，发展中共党员。只是因为特殊斗争的需要，也是为了不让敌人拿到把柄，原则上是单线联系、个别发展，都不办理书面入党手续，那是隐蔽战线斗争的需要。小里薛村范氏宗亲老四门的老少爷们为中共长封区委、为小里薛村情报站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兄弟们只要是听到有任务，都踊跃报名、个个争先，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伯父在敌工部的指示下，派兄弟们深入敌伪军中当兵，摸敌情，做兵运，拉队伍。记得是1942年7月，组织上要了解本地国民党日伪军内部的布防情况，伯父派范汝成混入驻扎在封丘县大张庄村的国民党游击总队第70支队搜集敌情；1947年2月，又安排范汝成到长垣县南关参加国民党保安队（还乡团），都是为了瓦解敌人、争取士兵哗变做工作。在敌军心脏里面工作是很危险的，每时每刻都面临被捕或者牺牲。但这也让许多人得到了锻炼，迅速成长为优秀的地下工作者。

　　伯父感叹说，搞情报工作时刻充满危险。1944年8月，小里薛村情报站党支部委员兼情报员王振生，在大李庄村向群众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后被汉奸刘凤桐抓捕，当时的罪名是“通八路”。王彦忠得到消息后立即到小里薛村向党支部书记范汝钦报告。范汝钦感到事态严重，急忙向杏园村的中共长封区委汇报。区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让曾经与王振生有接触的党员范汝钦、范汝宗、张荡斋、胡广心4人去卫南县暂时躲避，并对留下的党员进行了妥善安排。这一次，位于杏园村的中共长封区委和小里薛村党支部也横遭敌军洗劫。凶恶的敌军一次又一次派兵抄了马淑芳、范汝钦、范汝成、范汝梅和范汝宗等人的家，又派便衣特工潜伏在马淑芳家中，妄图摧毁情报站，密捕我方情报人员。幸好党支部有准备，才使敌军的阴谋没有得逞。

　　说起马淑芳，伯父充满了愧疚和敬佩。他说，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多年，其他困难都能克服和承受，可敌人对亲人的折磨让他无法忘记，特别是马淑芳，她老人家受的苦太多了。1946年6月，封丘县发生了严重的蝗虫灾害，不少人饿死在逃荒的路上。马淑芳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带领一家老小艰难度日，在这样的情况下入了党。入党以后，她都始终如一把党交办的工作挂在心上，想方设法去完成。那时中共曲河县委在封丘县东边，出于对敌斗争需要，中共曲河县委主要领导白天在马村办公，夜里回到小里薛村马淑芳家居住。时间一长，难免被敌人发现，他们不断对马淑芳家突袭和搜查。1948年农历八月十五晚上，马淑芳夫妻带着他的两个孙子在外面避难。孙儿们想回家，马淑芳又考虑是过节，就决定回家一次。到家后，马淑芳从邻居家里借来面、油，准备炸丸子。开始烧锅的时候，忽然听到本家范嘉霖在院墙上喊范鹤鸣（范东华大儿子）的名字：“申修，申修（范鹤鸣的小名），快跑吧，敌人又来啦！”听到呼喊，我父亲范恩昶伸手拽住还没有顾上穿鞋的小孙子就往外跑。在逃跑的路上，范鹤鸣的脚被扎破，鲜血直流，范恩昶说：“跑慢了就没有命了！”他们爷儿仨一直跑到榆林南的小庵里藏了一夜。马淑芳没能跑得了，被被敌人抓住了。穷凶极恶的匪军把她打得浑身是血，遍体鳞伤，可她自始至终就是三个字“不知道”。敌人用枪对着马淑芳的头说：“你儿子在哪里？枪在哪里？不说现在就打死你。”马淑芳镇定自若地回答：“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在这个家我是后娘，儿子和我都不搭腔，他有没有事我怎么知道？你们要是不信，可以问问俺村的保长。”随同敌人前来搜查的本村保长姚书文回答说：“马淑芳的确是后娘，在家里不受待见，他们一家像防贼一样防着她，马淑芳她不可能知道这些事情。”打也打了，搜也搜了，吓也吓了，无计可施的敌人又一次把家里掀了个底朝天，气急败坏地撤走了。家里面不能待了，马淑芳夫妻只能带着她的两个孙子去黄河滩里避难。

　　听范鹤鸣讲，马淑芳曾经不顾生命危险混入开封城里，在大南门路西有一家布店，她带着孙子范鹤鸣作掩护，多次去那里交换情报。为了保密和不给家人添麻烦，马淑芳干工作从未告诉任何人。情报紧急时，马淑芳会想尽一切办法，将在开封城里摸到的敌军情报迅速传递到情报站。解放开封时，战斗即将打响，黄河两岸的渡船都被国民党军队控制，一般人根本无法过河。母亲带着范鹤鸣长途跋涉，步行90里赶到贯台渡口，终于搭上了夜里的渡船，第二天太阳还没有露头就把情报送到指定的站点。

　　伯父和父亲兄弟两人的交谈，让我听得入了迷。通过聆听伯父范东华的讲述，我才对他跌宕起伏的一生有所了解，才知道介绍他入党的领路人是祖母马淑芳，中共小里薛村地下情报站负责人也是马淑芳，才知道小里薛村的范氏宗亲、老少爷儿们，为情报站、为中共长封区委作了许多贡献，诞生了许多无名英雄。我为革命前辈们的壮举感到骄傲和自豪！这里，我要把他们的名字都写出来，让他们彪炳史册，永垂不朽！

　　他们是：马淑芳、范东华、范汝钦、范汝弼、范汝成、范汝梅、范汝宗、范汝贤、范嘉霖等。

　　最后，特别感谢范鹤鸣、范建勋、范巍等人对本文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