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万尊与邓克保

刘吉同（新乡县）

　　题目中的两人都与柏杨有关。侯万尊是柏杨1933年在辉县县立小学上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他聪明能干但性情暴躁，对算术不好的学生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每错一道题便打5手板。柏杨的数学不好，因此“每天的算术课，我总是要挨10或20手板，每一板下去，我都痛得像火烧一样。侯万尊不是只打我一个孩子，他打所有算术不好的孩子，一名叫秦鼎的孩子，也经常被打得哭哭啼啼”。一次，大伙在校园打篮球，侯万尊也来了，并且连着投进两个球，柏杨捡起球传给他，故意讨好地喊了一声：“侯老师，再投一个！”不知道这句话有什么不对，侯万尊突然脸色大变，喝问：“你怎么敢对老师持这种态度？跟我来！”于是柏杨跟着来到他的宿舍。此刻，侯万尊抽出手板，狞笑着说：“伸出手来，我不打你右手，好让你写字，我打你左手。”说罢手板雨点般地打在柏杨伸出来的左手上，一直把小手打得渗出鲜血，痛得柏杨哇哇大叫。“这是我一生中最早的一次重大侮辱，我把侯万尊恨入骨髓，心想长大了一定要报复。”（春风文艺出版社，周碧瑟《柏杨回忆录》24页）。

　　邓克保是班里的一名女生，体态娇小。然而，由于邓克保天生善良，或许柏杨对她还有点“单相思”，故柏杨不但把她的名字记了一辈子，而且还让她“名扬海内外”。1961年，柏杨在台北《自立晚报》连载小说《异域》，其笔名和书中的男主角，都叫邓克保。《异域》在当年只有1800万人口的台湾，狂销100余万册，而电影《异域》1990年上映时，在亚洲也创造了票房纪录（广西师大出版社，郭本城《我的父亲柏杨：背影》29页），可见邓克保的名字，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

　　这两个人的“遭遇”告诉人们什么呢？人要善良，不要作恶，因为“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对于邓克保和侯万尊来说，此时的神明就是柏杨手中那支不朽的笔。当然，文艺作品中的邓克保与当时辉县一小的邓克保，已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了。但是，邓克保这个名字却长久地留在了人间。这正是邓克保的善良得到的回报，因为她的善良征服了她的同学郭定生即后来的大作家柏杨。据说邓克保小学毕业后就逝去了。没活几年的小姑娘，生前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她日后的“成名”。当然，书中也写下了对柏杨一生有深远影响、态度自然、和气的恩师——县立小学的犹太裔老师克非和柏杨十分怀念的百泉初中的校长梁锡山。1988年，柏杨回故乡时还念叨着他们。但侯万尊却是个反面人物，他以老师之强，肆意欺凌一个弱小的学生。因为他的恶行令柏杨终生难忘，于是也把他写进了回忆录，侯万尊不想“青史留名”都不行。道理很简单，柏杨的书是要传世的。这一点，生前的侯万尊恐怕同样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再说说善。不能为善而善，不能视情而善、因人而善，而应听从灵魂的驱使，始终如一，使善成为一种文化自觉。再说说侯万尊，他的可恶，固然与其性格有关，但更大的原因窃以为来自他的“无所畏惧”，心中没有一个“怕”字，不怕良心受谴责，不怕被法纪惩罚，不怕被家长报复，更不怕上天报应。因此，他为所欲为，肆无忌惮，面对孩子，出手就是打。进而再想，“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是很可怕的。因此，人生在世应有一个“怕”字，怕父母，怕舆论，怕正义，怕法律。这样才不会失去底线，才不会出现“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那样的无限后悔和不可挽回。

　　其实，即便从功利的角度，做人也要善良而不能作恶，因为你不知道天空中哪块云彩会下雨。正像侯万尊不知道当年被他痛打的郭定生这块“云彩”会下雨一样，70年后直接把他的恶名写入了历史。这惩罚够厉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