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魅力让我欲罢不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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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辉访谈录


李勇

  李勇:看你这半生,一直在餐饮人和写作者之间兜兜转转。而你的写作,至少目前我看到的被大家称道的作品,都是和你自己这段(种)特殊的人生经历紧密相连。那是你独有的生活,它也成就了你的创作。你觉得这段生活,目前来讲,还有多少内容是你想写还没有写的?

  赵文辉:2006年开店至今,干这一行已经18年了。其实我接触餐饮比这还早,1999年我在辉县市供销社办公室工作,被下派到二级机构——华合酒楼任经理,干了两年。那段经历,我写了一个中篇《那一年的姹紫嫣红》,是写得最早的一篇餐饮人小说。这篇小说只是对那段生活的留存,个人情感注入得少,和现在这个系列里的其他小说不一样。

  有那么两年时间,我“隐居”在太行山最深处一个叫轿顶山的地方,攻读“短经典系列”,开始审视我多年的酒店生活,时常一个人为之动情。慢慢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跳了出来。我开始用文学的眼睛、小说的语言回味、整理这些往事,着手我的“餐饮人系列小说”,我想认真地写写他们——我的服务员和厨师,写写餐饮人的卑微和不易、生活的失败和挣扎,还有他们心底深藏的阳光。

  目前,我已完成12个中短篇小说,以饭店厨师、服务员和客人之间的纠葛为主,着重于人的际遇,分别发表在《中国作家》《长江文艺》《小说月报·原创性》《莽原》等期刊,部分被《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下一步,我打算写写菜品和美食,写写那些懂美食的人,现在手头就有一个中篇《知味者》在构思中。之前我读过一些美食方面的书,袁枚的《随园食单》、梁实秋的《谈吃》、冯杰的《说食画》。想法也有一些,我想写写某些人旺盛的食欲,写写为吃不上可口的早餐而委屈一整天的中年男人,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卤肉、煮面手段。

  李勇:我上一个读到的搞创作的餐馆老板,是荆永鸣,一位东北作家。他当年在北京开餐馆,写了很多自己的经历,像《北京候鸟》等,影响还颇大,读后印象很深。读你的小说,常常会想起当年读的他的那些作品,不知道你是否读过。我孤陋寡闻,这类题材,除了你们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人在写?

  赵文辉:我知道荆永鸣,也读过他的作品,《北京时间》《北京候鸟》《大声呼吸》等,是那几年很流行的底层作品,写得很棒,可惜他英年早逝,挺让人惋惜。餐饮这个题材,我还真不知道有没有别的作家在写,特别是专门写这个的。偶尔涉猎餐饮的作家时常碰到,而且相当精彩,比如乔叶的《厨师课》,阿成的《私厨》,关于吃的人和事,真是写绝了,不愧是大师手笔。

  李勇:写自己这种特定的餐饮生活经验,是不是也进行了一番考量和选择?有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任何一个题材,就像一口井,都不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题材本身生活内容有限,作家本人,尤其是读者,也可能会疲惫。你这个阶段是否有这种危机感——如果餐饮人题材写尽了,写厌了,怎么办?

  赵文辉:我这个人天赋差,少才气,是靠笨功夫创作的,喜欢跟人“比肉”,靠数量获得认可。我写作“餐饮人系列小说”之前一直在写“豫北乡下系列”,写了80多部小小说、30多部中短篇小说,河南省文学院开过一个关于中短篇小说集《一个人的豫北乡下》的研讨会。我喜欢这种写作方式,完成这两个系列后,我会接着写“小中专生系列”。我是20世纪80年代的小中专生,由初中直接考上的中专,这一代人命运大多坎坷。那些转户口、吃皇粮的先是风光得不得了,后来没进体制内的又都下岗了,生活非常不容易。

  当然,写小中专生这个系列,我也不会仅仅为了表达这种愤慨。这样的话,格局太小了,我想挖掘这些小中专生身上宝贵的东西、那些金子般的思想品质。

  李勇:这些创作系列目前得到哪些支持?我的意思是有没有来自作协或其他方面的支持或者赞助?

  赵文辉:目前没有得到过赞助。支持是有的,2023年中国作协举办的“第一期作家活动周”,我以一个开饭馆的基层作家代表身份参加,见到刘震云、莫言等大家,聆听教诲,受益匪浅。我很珍惜这次机会,也很感谢省作协的推荐。

  李勇:文辉兄作为一个一直在地方(非省城)、靠自我勤奋和努力“起家”的写作者,应该是深谙地方写作者的艰辛和不易了。在地方或基层,你觉得一个写作者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赵文辉:在基层,爱好文学的人也不少,我的家乡辉县市作协有80多个会员,文学活动也很频繁,但是能出作品的还是少数。自娱自乐的不少,参加活动好像就为了发朋友圈和抖音,收获点赞。大家发表作品也多是副刊文,文本意识浅薄,多数写的是文字不是文学,是故事不是小说。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人想提高是有难度的,稍微放松,就会躺平。我时常提醒自己:当一个地方名作家的作家,不是好作家。我很庆幸安庆距我不远,交往频繁,他的小说写得很棒、很稳,《加油站》《扎民出门》上过全国小说排行榜,入围过鲁迅文学奖。长期以来,安庆一直是我的坐标,我在追赶他。

  李勇:你在“隐居”期间,用一年半时间读了100多本文学书籍,写了60本笔记。能谈谈你的阅读范围吗?哪些作家影响了你?

  赵文辉:前面说过,我有8年时间没有看书写作,为了讨生活,为了钱(年轻时一心想做精神贵族,非但没有“贵”起来,还堕落成一个看见钞票就走不动的人)。我决心重返文学后,是打算从阅读开始的,有一段时间非常热衷向名家索求书单,墨白、乔叶、李浩......求教过好多位老师。

  但是我发现自己有了阅读障碍,什么都看不进,捧起书看几页后就打瞌睡。小说脑袋也锈住,拿起笔啥都不会写了。每年都把各种版本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年选买齐,还带到了饭店,却没有一本能从头看到尾。直到有一天突然与“短经典”邂逅,一下子扎进去就再没出来。

  我读的第一本“短经典”是科伦·麦凯恩的《黑河钓事》,第二本是罗恩·拉什的《炽焰燃烧》,第三本是理查德·福特的《石泉城》,它们像一道道新鲜香甜的菜肴,唤醒我的阅读味蕾。“短经典”和世界名著不一样,你不用仰头看它,也不用担心它的厚度,大多数小说集都很薄,一周甚至两天就能看完。这些作家很大一批都是国外的当代作家,书写的也是当下的生活,真诚而生机勃勃,另外就是中国作家想写不敢写的那部分,被日渐束缚的那些,令人震撼、很有看头的那一部分,这里有。

  读到《父亲的眼泪》时我惊呆了,厄普代克对生活有这么高超的描写能力。我读书有个习惯,手里没离开过笔,遇到好的句子、值得玩味的地方就画下一道道横线。这本书可圈可点的地方太多了,几乎被我画了四分之一。还有托宾、特雷弗、科塔萨尔......一大堆让我瞬间就喜欢上的作家。我热爱一个作家的方式就是大段大段摘抄他的作品,抄一遍不过瘾,过一段时间还会再抄一遍,《南方高速》我看过三遍也摘抄三遍。我对书中的好句子有一个特别的叫法——“肥句”,这是我在做读书笔记时生发的一个词语。关于经典,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的作品。“短经典”系列里,有不少作品当之无愧。

  我是个“狠人”,把能买到的“短经典系列”都买了,有通读的雄心,就像以前购买《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一样。2015年,我接触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短经典”,到2016年11月22日为止,当时这个系列一共27本书,除《孤独的池塘》《爱,始于冬季》《走在蓝色的田野上》3本未买到,买到的除了《回忆扑克牌》《狂野之夜》看不进去之外,其他22本全部看完,一周一本,最快一周两本。我总觉得不完美,后来在孔夫子旧书网找到那3本书,高价买了下来。

  接下来我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计划:解析100个短篇。平时看完一部小说集,我会在目录处标记,用对号、叉号和半对号来表示我的评判。我打对号的就算入围了,可是达到解析水准的篇目太多,一时间让我很踟蹰,最后不得不采用皇帝佬儿的办法,使用了翻牌手段才确定下来。我是这样解析小说的:第一步写出故事梗概,第二步列出人物简表,第三步分析结构,第四步找出它的过人之处,第五步写启发,第六步是通过百度搜寻别人对这篇小说或作家的评论。解析的过程中,我对作家的文风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对他们使用的“零部件”也有了新的认识。总之,我就是怀着虔诚的心来学习的,他们都是我的恩师,无法回报的恩师。

  我就这样打开视野,用“短经典”这条引线延伸出去,开始疯狂地购书。因为《孤独的池塘》,我买来整套的萨冈作品;因为《动物寓言集》,我买来科塔萨尔的《被占的宅子》《跳房子》《南方高速》;因为《父亲的眼泪》,我买来《鸽羽》《兔子跑吧》......因为“短经典”买来“中经典”。读到《杀手保健》,作者诺冬自称有书写癖好,每天不写上4个小时便会坐立不安,整天不踏实,她的抽屉总有一部书稿在等着出版商的到来。我一激动,就把她的其他小说都买了。

  到此为止,我的阅读障碍彻底被治愈,“短经典”真是一剂良药!

  李勇:在乔叶和冯杰的作品里,“豫北”提供了丰富的文学意象。这个地方南面黄河、北临太行,有着独特的人文地理以及历史。你怎么评价你们这个共同的故乡?

  赵文辉:我喜欢乔叶的小说是从她的短篇《取暖》开始的,小说里面那种要出大事的紧张感一下子就把人抓住了。当时我在《平原晚报》编副刊,拿着刊有《取暖》的《小说月报》去印刷厂校对报纸,一个老编辑手里也有一本同期杂志,我们不约而同地谈到这篇小说。之后,乔叶的《打火机》《锈锄头》相继问世,发一篇转载一篇,直到《最慢的是活着》荣获鲁迅文学奖,我一直是她的追随者。2013年8月10日,我在给乔叶的电子邮件里写道:“乔叶好,可否推荐几本书给我,在豫北小镇接触的文学氛围太寡了。文辉叨扰!”两天后接到回复:“呵呵,我最近在看《沉默的十月》《修补匠》《文学回忆录》《草竖琴》,觉得都不错。推荐你看奈保尔的书《印度三部曲》,都很好。”沿着她的阅读路线,我肯定会有意外发现,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还很想去她的出生地杨庄看看。后来我买齐了乔叶的小说,开始“拆卸”她的中短篇,写了两本笔记,取名《乔叶研究》。

  冯杰是我在河南省文学院高研班的同学,又是我们新乡人,接触比较多。他对豫北大地的感情都融入血液里了,故乡成了他一生的心灵基因,他用诗歌和散文表达还不够,又使用了丹青。冯杰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性作家,是我们中原的汪曾祺,令我望尘莫及。

  刘震云、乔叶、冯杰、安庆,都是豫北大地孕育出来的作家,各具特色,我喜欢他们,也期望用作品加入他们的行列。乔叶在对她进行的访谈里写道:“我们那里有个很好的基层作家叫赵文辉,他有一本小说集叫《豫北乡下》,我给这本书写过序。其中写道:提笔写下‘豫北乡下’这几个字,我不禁恍然。其实,哪里用得着我的拙手?有现成的序已经在这里了。这序,早在我们动笔之前的几千年就开始铺展,开始弥漫,直至浸入我们作品的字里行间,并延伸到纸外所有的空白。这序的作者所执之笔浩大如椽,它所用之纸,更是季节更替无垠无边——没错,这序的作者,就是我和文辉兄共同拥有的豫北大地。对于我们所有生养于此的文学之子来说,豫北大地真的就是一篇浩荡深邃的长序。不,更确切地说,就是一个能量无穷的母亲,分娩和养育了一切篇章。”

  乔叶说得很好,很熨帖,把我想说的都说了。

李勇:你是由小小说转向中短篇小说创作的,能谈谈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冲突吗?我曾经和一位杂志主编交流,他对于小小说写作很有见解,认为小小说其实可以好好酝酿,经营成格局、气势、规模都更大的作品。大作品要慢慢涵养,要憋住,要养气;那种小灵感、小机巧、小冲动,则会“泄气”。你怎么看?

  赵文辉:我非常赞同这位主编的意见。小小说和短篇小说一样,是一种能以少胜多、非常有力量的文体:衡量一个人的作品不在字数多少,如果你写了一篇又强烈又含蓄的短篇小说或小小说,人家读了就像读了一部长篇小说似的,那么这个作品就能长久。如何使自己的文字更有力量,首先要在语言上下功夫,尽管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我还是日复一日不停地阅读,不停地发现和尝试,进行自我训练。卡佛对语言的力量提出过要求,他说:“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写普通事物,并赋予它们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他还说:“写一句表面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也是可以做到的。”另外,小小说和短篇小说还有一个共同的魅力,就是意境深远,它们的空白可以由读者的想象力来填充。优秀的作者会把一片有意义的花瓣吹到读者手中,不必去伐倒一整片森林。正如法国女作家伊莱娜在评论契诃夫时曾经打的比方:“短篇小说好比是一座陌生房屋前一扇半开半掩的门,刹那之间,旋即关闭。”这是短篇小说的限制和难度,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小小说也是这样。随着读者的口味逐渐世故、多变和现实,总结性的结尾越来越少。短篇小说越来越推崇开放式结尾,提出问题而不解决,预示高潮但又回避。以前,我们相信的好小说标准,要有一个完整而吸引人的情节,结尾要有力,所谓“寸铁杀人”,几乎被时下的短篇小说全盘否定。小小说读者传统的阅读习惯还是喜欢有头有尾的小说,短篇小说这种结尾方式在小小说根本行不通。

  李勇:其实,不管是小小说,还是“大”小说,今天都是一样的处境——边缘化。这是文学,确切地说是严肃文学或纯文学在今天的现实处境。你觉得,在这种环境下,支撑你一直写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赵文辉:我也怀疑过自己,呕心沥血的“餐饮人系列小说”究竟有多大意义?年过半百了还是这么平庸,在中短篇小说上不知道还有希望没有。

  然而,小说的魅力让我欲罢不能。2016年5月我第一次接触卡佛的小说,一拿起就放不下,收在“短经典”里的这本集子的名字是《我打电话的地方》。接下来,我把所有能买到的他的小说都买到了。还有《守望者访谈丛书》里面的那本《雷蒙德·卡佛访谈录》,阅读中一次次哽咽,为他的坎坷和早逝唏嘘不已。我受他的影响很深:我在打印部制作了一打又一打3×5的卡片,用来摘抄“肥句”中的“肥句”,张贴在书房和办公室的墙壁上。这几年,我的创作也不由自主在模仿他,最接近卡佛风格的是发表在《长江文艺》2023年第4期上的短篇《喷嚏》,再现了2002年我对失去工作的恐惧,是卡佛短篇小说《保鲜》的翻版。我在解析完《圣母的馈赠》一文后喟叹不已:“这篇小说的意境和情绪非常独特,一个遁世者或归隐者的心路历程,如此抓人,看完深深惭愧。自己的文字功力,根本无法完成这样的小说。最后自己对自己喊话:像文中的修行者那样去修行吧,老赵!”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像迷恋卡佛一样迷恋起威廉·特雷弗,把他4本短篇小说集《雨后》《山区光棍》《第三者》《出轨》买来,一一研读,他的文风给了我很多启发和指引。隔一段时间,我会拿出几篇温习一下,就像突然想吃我们新乡的红焖羊肉或世魁牛肉一样,馋得不得了。

  阅读的过程中我又遇到一位大器晚成的作家,她的经历很励志,我对年龄的担忧也被解决了。她就是天津的尹学芸老师,我正在解析她的全部作品。

  到这个年龄,矫情和多虑都不需要了,一句话:写就是了。

  感谢李教授的访谈,感谢对基层作家的关

注。

  (原载《南腔北调》2024年第6期。

  作者李勇单位:河南文艺评论基地(郑州大学),郑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