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时空的社会参与和公共精神：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使命

徐子尧

　　社会参与和公共精神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这其中的影响因素包括社会情境的改变、思想家们的人为推动等等。从古希腊开始，它们便一直是人们争论和探究的重点。本文意在说明，公共精神和社会参与是从古至今根源于人们心中的天性和愿望，是许多思想派别、哲人和学者们所倡导和鼓励的达到个体幸福的必要条件；而积极有效培育广大青年人才的公共精神,更已然成为新时代我国促进社会进步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当务之急。

　　马克思指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方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涂尔干认为，“除非个人投入社会，否则他无法成为真正的自己，无法完全认识他的本性”。故而，青年人才须将自身的专业发展与公共精神有机结合，彰显职业生涯与个人生命历程中应有的责任伦理与人文关怀，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要“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而构建这样的社会公共生活,必然离不开全体成员公共精神的成长。本文将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先论述希腊化罗马时期伊壁鸠鲁和斯多亚主义对公民社会参与和公共精神的态度与深层理解，再论述近现代以来东西方学者对公众社会参与的肯定，最后将焦点落实到社会参与和公共精神对新时代青年群体的重要性。

　　一、自然且必需的社会参与

根据汉娜·阿伦特在《人的条件》里的描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无法离群索居”并不是人类所固有的、区分于其他生物的特征，而仅仅是为了满足生存需求的、被强制的行为。人之所以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全在于人在公共领域中所实践的行动和语言的必需性及重要性。在古希腊城邦的背景下，公民通过参与公共事务和与他人在重要政题上的激烈辩论来实现自我价值并获得满足感。倘若将城邦这一限定语剔除掉，那么人们在公共领域中的行动和语言依然是必需且重要的吗？如阿伦特所说，人们的主观感受如果不能通过规范化而被公共领域所接受和包容，它们将很快被抹杀、忘却，并导致人们对自我的存在合理性产生质疑和不确定感。简而言之，人们常说的个体存在感、认同感和归属感都是建立在社会参与的基础上的。而事实上，这三者也是有先后顺序的，因为有了对自我的承认，才能对与自己相似的个体产生认同，进一步将自己归类为某一特定的群体，即社会心理学上的“内团体”概念。内团体成员之间将更倾向于互惠和利他行为，这使得个体更易于生存。于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有利于生存的基因被保留，相应的行为被鼓励，于是社会参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人们由于生存的本能而自愿、自然进行的活动。

　　既然社会参与既是必需和重要的，又是出于自然天性的，那么它理论上应当满足伊壁鸠鲁所言的“自然和必需的快乐”。同时，伊壁鸠鲁本人虽提倡感觉主义，其实却是将理性主义建立在感觉主义之上的，这从他提倡深思熟虑和谨言慎行的快乐便可以推断出来。此时似乎形成了一个悖论：伊壁鸠鲁的判断原则是理性的，而社会参与客观上符合这一原则，可为什么他反而劝诫人们远离政治与公共生活呢？这涉及到对于他所倡导的感觉主义的进一步理解：一切外物都没有自在价值，价值的本源在于感受。用他的原子偏斜论来解释，便是说原子是质料与形式的统一，客观世界虽然由作为元素、质料的原子组成，但都是作为本质的、唯一形式的原子的映射与投影，而后者便是自由的心灵，也即人的主观感受。因此，与其说抛却感受而讨论客观事物并不符合伊壁鸠鲁的判断过程，倒不如说对于伊壁鸠鲁而言，离开了主观感受，一切客观事物便没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了，也便没有了讨论的客体。

　　至于伊壁鸠鲁为什么感觉到公共生活并不能为人带来快乐，答案似乎显而易见。城邦的没落、帝国的兴起和社会与政治上的动乱使希腊化罗马时期的哲学家对改变现状无能为力，于是哲学思想的着眼点从向外用力转变为向内用力。因此将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从伊壁鸠鲁的“快乐哲学”中剥离，而断言为了达到最高的善，人们应当逃离公共生活是不科学也不公平的。

　　二、斯多葛主义中的公共精神

斯多葛学派认为“有德性地生活是一个人唯一的善”，而德性便是自然万物的秩序，也就等于人的理性，所谓人道即天道。由此普遍的理性取代了伊壁鸠鲁所言的没有统一标准的感受，这一理性的普遍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指所有人都具有理性，二是指理性内在的高度一致。这事实上为人人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斯多葛学派的杰出贡献在于，它迫使从古希腊时代就一直被哲学家们所关注和探讨的应然的“道德政治”完成了从注重统治者个人美德（如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到强调政制与治理的正义性的转变。斯多葛派倡导的自然法和双重忠诚的观念其实质是在引导和鼓励人们对实然的法律、现存的政治体制进行审视和反思，以达到调整和完善的目的，而这最终本应落实到人民广泛的社会参与和批判上，但因为当时混乱动荡的社会背景而无奈罢休。

　　尽管后期的斯多葛学派选择了退避政治现实而回归人的内心世界，它的自然法观念仍然对罗马法律的制定有深远影响，究其原因，在于它暗暗契合了罗马人所推崇的“克己奉公、热爱国家和为公众服务的公共精神”。这一普世性与超时空性的正义原则敦促人们从宏观的、道德伦理与合法行为的角度思考和行动，是为克己奉公；高于一切的天然正义的准则被用于国家实定法的制订依据，使人人依据理性行事便合乎社会规范，故而热爱国家；由自然理性控制的社会和谐状态是为个人的自私自利所破坏，因此提倡利他，从而为公众服务。综上可见，斯多葛学派的思想仍是根源于公共精神的。

　　三、公共领域与社会参与

近现代以来，关于社会参与和公共精神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对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的概念界定和作用探究上。与古典思想中市民社会被视作与原始的、家庭的生存状态相对立的一种状态不同，黑格尔在理论上系统化地阐述了市民社会作为一个介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独有领域的概念。无论如何，这些理论关注都逐步地使研究者们的视角聚焦到了平等的公共参与、民众对公共议题自愿和理性的讨论与批判等方面。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市民社会具有强大的政治整合功能，是国家存在的前提和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公众的社会参与和公共精神对国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而这对于作为国家公民的个体有什么益处呢？

　　学者赵琴认为，公共领域的“终极理想和恒久魅力”在于其“指向人类精神团契的永恒关怀功能”和它为参与其中的人们所营造出的共同追求和精神归属。这里以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兴起为例进行详细解释。公共图书馆的设立并不仅仅能够储藏图书、为普通民众提供丰富的阅读资源以起到教化作用，它同时还营造了一个建立在平等的知识、文化共享基础上的自由社交平台，并且由于书籍的多样性而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化领域，常常延伸到政治、经济等领域，因此是公共领域分化出的重要地点之一。在这一公共领域中，人们与陌生人共享书籍、交换意见，“悄然而生礼义待人之态度，互助之精神与爱群之心理”，由于公共书籍之公共性，又生出社会责任感，进而生发出利他主义的精神。这无不在说公共性对于个体自身品格的完善、价值的提升的重要作用，而这些必然诱导出群体中强大的社会关怀力，反过来使生活在其中的个体获得精神上的认同与满足。

　　四、社会参与之于新时代青年

早期的芝加哥学派和伯明翰学派认为，青年亚文化是对现存社会结构和主流价值观的一种拒绝与对抗；后来，随着青年亚文化的不断发展，其抵抗性渐渐模糊，但仍然可以被视为一种当代青年“对政治公共生活的话语通道”；其活动场域也开始由现实世界转向虚拟的网络空间，被称为“替代性公共领域”。在替代性公共领域中，青年群体通常以较为娱乐化的方式，通过调侃、戏谑、反语等等异于传统社会参与话语的形式来表达对某一公共议题的支持或反对。在这种新型公共讨论中，青年们对既存的文化符号进行解构和再建构，将真切的感受与看法符号化或进行编码，这一自主和创新的过程提高了青年对公共事务的能动性，促使他们对公共信息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积极反思，并通过再呈现为它们赋予新的意义和内涵。事实上，青年线上的公共参与频率越高，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参与程度也将越高，即“在虚拟世界中的参与文化正在向真实世界延伸”。至于传统的社会参与形式对青年群体的积极影响，则表现在参与者显著的社会责任型领导力上。研究表明，广泛参与了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公共事务的青年，在自我的价值认同、行为的一贯性、与他人的合作与协调能力和公民责任感等许多方面相较其余同龄人而言有明显的优势；此外，大学生在大学学习生活中的社会参与程度也越来越被我国教育部、高校负责人等重视。可见，无论是“替代性公共领域”中的公共讨论，还是现实中传统的社会参与形式，都对青年人才的综合能力和未来的生涯发展至关重要。作为公共生活的必然要求，公共精神、公共关怀与公共理性等理应成为新时代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价值指向。

　　林尚立提出：“公民精神的培育,不能简单地从道德的要求出发,而要从权利和责任意识出发,敢于在具有价值优先性的个体权利面前强调公共利益的价值与意义,并努力把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有机统一起来。”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一系列社会公共化转型问题逐渐进入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学术研究视野中。在国家大力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不仅需要发挥国家制度本身的优势，还需要构建德才兼备的人才体系。故而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迫切需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培育青年人才“为建设我们共同的未来而实现团结和共担责任的意识”，激发青年人才的公共意识，重构社会成员的公共价值理性以应对社会公共性问题。

　　综合全文，尽管社会参与和公共精神在不同的时空和人文背景下的价值内涵和侧重方向有所差异，但其总体的趋势是被强调、被注重和被提倡的，并且在个体层面上的意义从未被忽略。社会参与和公共精神是人类必需且重要的自然本性，是自然法观念的内在要求，是精神上的归属与满足感的重要来源，于新时代青年而言更是至关重要，故而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须注重公共价值理性的培育氛围和精神引领。社会参与和公共精神是个体实现自我、获得幸福的重要途径，并且是最终达到人类至高福祉的基本要求。它们如此重要，以至于跨越数千年、超越一切地域的界限，都始终是人类目光的焦点和光辉照人的所在。

　　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