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小说的地域文化底蕴

赵静

　　“小说”一词最早来源于庄子的《庄子·外物》篇，曰：“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庄子此处的“小说”指粉饰浅陋的言语，其中并没有文体的意味。之后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明确提出了“小说家”，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小说被分到六艺诸子十家中，成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以外的最末流，不被重视。此时的小说具有形式短小、受民间人士喜爱的特征，古人开始有了将小说列为文体分类之中的意识。随着小说数量和种类的增多，小说内部有了更为细致的分类，《四库全书》中小说按照内容被分为三类：杂事、异闻、琐语。我国小说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神话和历史传说，但初具规模是在汉魏之际，汉魏六朝小说是中国小说的萌芽。汉魏六朝小说中有一些小说内容与地域关系极为紧密，因此本文欲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汉魏六朝小说作进一步探究。

　　汉魏六朝小说按内容进行分类，有志怪类、传记类、杂俎类、志人类、谐谑类，每种类型的小说都与地域文化或多或少有所关联，但联系最为紧密、表现最为突出的则主要集中在志怪类小说中。“志怪”，《庄子·逍遥游》云：“齐谐者，志怪者也。”成玄英疏：“姓齐名谐，人名也；亦言书名也，齐国有此俳谐之书也。志，记也......齐谐所著之书多记怪异之事。”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对“志怪”的解释为：志，记也；怪，异也。陆德明与成玄英对“志怪”的解释大体一致，后人也基本沿用，“志怪”即为记录怪异之事。志怪小说专门记载、描写怪异之事，描写范围较为广泛，凡是怪异之事皆可入此类小说，有写人的、有写事的、有写物的。汉魏六朝志怪小说有的被归到地理类、有的被归入史类，可见其驳杂和庞博。汉魏六朝小说中志怪类小说多与地域文化相关。《神异经》在《隋书·经籍志》被收入到史部地理类，《十洲记》在《隋书·经籍志》属地理类，《蜀王本纪》在《隋书·经籍志》中也被归为地理类。《汉武洞冥记》《博物志》《玄中记》《拾遗记》等其他志怪类小说中亦有大量关于地域文化的内容。传记类小说主要以写人为主，描写记载与某个人物相关的故事，如汉魏六朝小说中《李陵别传》《汉武帝故事》《东方朔传》等关于李陵、汉武帝、东方朔等的记载。传记类小说侧重刻画人物形象，其中内含的地域文化不强。杂俎类小说指的是描写记述内容较为广泛的小说，其中内容涉及多个方面，有志怪、有志人、有传奇、有笑话，包罗万象，如同百科全书一样，因此归到杂俎类小说中。《南越行纪》《古今刀剑录》都是杂俎类小说中与地域文化相关联的作品。志人类小说主要包括两类，一类以记载文人轶事为主，如《世说新语》，一类以记载各类传闻故事为主，如《西京杂记》。《西京杂记》中地理类和故事类互见，有浓郁的地域文化意蕴。谐谑类小说多以轻松愉快的语调讲述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包括笑话、俳谐、寓言故事，最终目的在于“意归义正”。谐谑类小说对于地域文化底蕴的体现并不明显。

　　查览汉魏六朝小说中体现地域文化底蕴的内容，或存在于异域奇闻中，或存在于对某国某地的集中描写中，或存在于以各地之物品所引出的地域差异描写中。《神异经》分为东荒经、东南荒经、南荒经、西南荒经、西荒经、西北荒经、北荒经、东北荒经、中荒经九章，其与《山海经》按地域分类的写作体例相同。鲁迅评此书“然略于山川道里而详于异物”，可知此书着重描写各地的奇特之物，此书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海内十洲记》记载汉武帝听闻西王母说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等十洲，遂向东方朔询问其详况，东方朔便向汉武帝介绍了这十洲及几个岛屿山川的物产和神仙。此外，《汉武洞冥记》《博物志》《玄中记》等都记载了各地的奇闻异物，有的带有浓厚的神话传说色彩或宗教信仰文化。还有的汉魏六朝小说专门描写某一地的山川物产、风俗人情，如《蜀王本纪》着重描写秦前古蜀国历代君王的故事；《续观世音应验记》中有三分之一的内容与荆州有关；《桂阳列仙传》则专列桂阳之地的神仙故事；《南越行纪》记载陆贾到南越后的所见所闻，描写南越的花草树木传到中国，受到中国及南方女子的喜爱。汉魏六朝小说中的《古今刀剑录》是一部专门记载各地刀剑的传说，有吴将刀事、魏将刀事等，是以物引起故事之小说。对这些小说中的内容和写作的缘由及意义具体分析，有助于探究六朝小说中所体现的地域文化。

　　汉魏六朝小说中带有神话传奇色彩和儒释道精神文化内容的小说占比最大，同时这种类型小说也鲜明地展现出地域文化底蕴。与神话故事传说和奇珍异物相关的小说，有的是因沿袭《山海经》等神话故事的素材创作而成，有的则表达了对儒释道等的信仰和崇拜，祈愿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蕴含着人民的美好希冀。《神异经》《博物志》《玄中记》等小说都有对《山海经》的仿作之迹，描写各地的奇珍异产，如《玄中记》中描写“丈夫民”“化民”“奇肱民”等各国的风土人情与《山海经》中对异国神兽的描写相似，如《中山经》中记载的浑身红得像一团火的野兽山膏；野兽文文形状像蜜蜂，尾巴如分叉的树枝，舌头是反着生长的。虽然描写中多有神化、夸张或矫饰的小说成分在其中，但依然为后世提供了了解古代各地人物特征和生活习惯的文献资料。《续观世音应验记》如小说书名所说，记载了荆州和五胡十六国信奉观世音而获善报的故事，有因心念观世音而于荒居退鬼之事，有因心念观世音而得以延年之事，有因心念观世音落水后被引至岸上之事等。此书围绕各地关于对观世音的信奉而得以善报这一故事主题进行介绍，既融入了各地的地域文化特征，又体现出当时佛教文化的兴盛。还有的汉魏六朝小说中带有浓郁地域文化底蕴缘于政策的影响，当朝统治者更是重要影响因素。如《海内十洲记》《汉武洞冥记》此种类型小说，体现出的是统治者对于求仙问道的痴迷和热衷。《海内十洲记》记载汉武帝听闻西王母说海上有十个神洲，汉武帝向东方朔询问意欲获得长生，东方朔向汉武帝介绍具体情况，书中所记载的太玄都、紫府宫、太帝宫、鬼谷先生、太上真人等仙人都体现出明显的道教色彩，印证我国当时道家文化的发展。郭宪《洞冥记序》云：“况汉武帝明隽特异之主，东方朔因滑稽浮诞以匡谏，洞心于道教......武帝以欲穷神仙之事，故绝域瑕方贡其珍异奇物及道术之人......”《汉武洞冥记》以记载汉武帝求仙和异域物产为主，书中内容既是汉武帝求仙问道思想的体现，也是道教文化兴盛的表现，还记载了汉代与他国的外交和经济交往等的历史史实。书中还记载有西域、善苑国、鸟哀国、勒毕国等国的奇闻轶事和珍奇异宝，如祗国所献的金镜能照出魑魅，鸟哀国薤和膏服用一粒便可以千年不死等传闻故事。另外，其小说内容也可与史互证，小说中所描写的内容或依据于《汉书》《史记》中对于朝鲜、西域、西南各国的描述。汉魏六朝小说中还有一部分直接记录了中外交往的内容。《搜神记》卷二记载天竺胡人表演断舌、吐火等魔术，是中印文化交流的有力说明，也说明中国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续齐谐记》中“阳羡书生”的故事由天竺《旧杂譬喻经》故事衍化而来，佛经对当时我国小说产生重要影响，中印双方当时保持着较为良好的交往关系。《南越行纪》，汉代陆贾撰，根据其他书籍对《南越行纪》的引用，能够发现其中有对南越之花木的描写，《史记》中有关于《郦生陆贾传》和《南越列传》的记载，与其相互佐证，确有汉武帝两次派陆贾前往南越之地平叛乱、治理异域之事迹。《外国图》中所记载的神话及方外传说，还可以看到关于血婚制度的记载。《续齐谐记》中所记载的奇闻轶事与民间民俗有关，如“张成”记正月十五吃白膏粥以祭祀蚕神，此外还有如七夕节、重阳节等故事传说，都是珍贵的民俗学资料。

　　汉魏六朝小说中与地域文化相关的内容受到政治宗教因素、中外友好交往经历、神话传说和佛道思想的影响。汉魏六朝小说的创作融合了文学、地理、历史、民俗等方面的内容知识，研究汉魏六朝小说中关于地域文化的内容既具有文学意义和地理意义，又具有史学意义、民俗学意义。

　　（作者系黄淮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本文系2020年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地域文化视域下的六朝小说研究”（编号：2020GGJS221）阶段性成果；2023年度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东晋南朝小说的中原文化书写”（编号：2023-ZDJH-76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