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教育与创作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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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鲁艺版画作品及文献巡展的启示


曾鹿平

  由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张晓红教授主持的国家艺术基金2020年度传播交流推广项目“延安鲁艺版画作品及文献巡展”在全国许多城市与高校巡展以来,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赢得了一致的好评。此次巡展活动对观众的教育与启迪意义是多方面的,对艺术教育,特别是高等艺术教育而言,更重要的是它将延安鲁艺艺术教育,特别是美术教育的鲜明特征——将艺术教育与艺术创作实践紧密结合的成果、经验生动而具体地展现出来,对我国当代高等艺术教育的改革创新具有现实而具体的借鉴与启示,对于推动我国高等艺术教育发展具有独特的意义。

  延安鲁艺在艺术教育方面最大的特征和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将艺术教育与艺术创作实践紧密结合,实行教学、创作、生产实践一体化的教学体制。为了实现教学、创作、生产实践一体化的教学体制,学校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通过创作活动使教学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第二,把生产劳动作为教学工作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加以制度化。通过生产劳动锻炼学生、改造学生,使学生真正认识并建立起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第三,将学校办成一个一面学习、一面工作的实际部门。延安鲁艺实际上是当时边区文化艺术活动的实际工作部门之一,它历年的演出、展览、供应、创作、出版等活动,不仅对边区的文化艺术繁荣曾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并且对于全国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即使在“关门提高”时期,仍然起到某些积极作用,提高了本身的业务水平,因而推动了边区各地艺术水平的普遍提高。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克服了教条主义,延安鲁艺自觉和边区实际相结合,积极创作秧歌剧,组织秧歌队下乡,在这些实际活动中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许多东西,丰富了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延安鲁艺美术系、文学系教员与学员由于经常参加边区的各种实际工作,丰富了他们的阅历与创作,同时他们的创作宣传活动,又对边区各部门的实际工作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我们以美术系为例,由于受创作材料的客观限制,当时延安经济困难,特别是日寇与国民党的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基本无法拥有国画与油画方面的基本材料,所以只能选择木刻版画。美术系所开设的有关创作实习课程,虽然有素描、速写、漫画、年画等,但最主要的还是木刻。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当时的物质条件下,一般其他创作只有通过木刻的手段,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因为要在报纸上发表美术作品,都要用木刻制作出来才行。1941年,延安鲁艺先后成立了由江丰、钟敬之、华君武负责的美术工场,美术工场是个美术教学、创作与研究机构。这一机构的成立,使鲁艺的美术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仅1941年1月举办的“鲁艺美术工场首次展览会”展出的木刻、绘画、雕塑等美术作品就有100多件。据不完全统计,在并入延大之前,美术工场创作的有一定影响的作品总量达50多件,其中江丰、古元、焦心河等创作的木刻作品34件,此外还参加了刘志丹陵园、八路军大礼堂、中央大礼堂、中央党校大礼堂等的装潢设计。其中,钟敬之的雕塑《小八路》,王朝闻的雕塑《毛主席小型胸像》《毛主席圆浮雕侧像》《朱总司令像》《鲁迅像》,以及华君武的一些漫画作品,还成为美术史上的经典性作品。

  1944年3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鲁迅艺术文学院等四校并入延安大学,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项重要成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高等教育“新型正规化”的正式实施,延安鲁艺的艺术教育与创作演出相结合的艺术教育体制出现崭新的局面,取得具有重大历史与现实的卓越成就。

  为了使教学、创作演出与实际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延安鲁艺在1943年先后组织过“鲁艺文艺工作团”“鲁艺实验剧团前方工作团”“八路军第五纵队”(与其他学校联合组成)“鲁艺实验剧团”“鲁艺文学研究室”(由“鲁艺文艺工作团”改组)“鲁艺平剧研究团”“鲁艺美术工场”(创作室)“鲁艺音乐工作团”等实际工作团体,或赴前线做宣传工作,或就地搞研究、创作。此外,还编印过《革命》《文艺战线》等文艺刊物,在前方、后方都有一定影响,整个研究、创作、演出十分频繁、活跃。

  延安鲁艺的教学、科研、生产实践的互相结合,主要体现在创作、评论、宣传、演出等活动中。1943年春节前后,延安掀起新秧歌热潮,鲁艺的秧歌队在当时热火朝天的群众秧歌运动中大显身手,这是鲁艺的一个新跃进。许多新的创作和演出节目,在延安人民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群众称它是“鲁艺家”的“战斗秧歌”。从1943年春节到1944年上半年,鲁艺共创作演出了十多个新秧歌剧,这些秧歌剧在学习、研究《讲话》精神的基础上,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解放区人民在新天地、新时代的新生活和新面貌,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栽树》《张丕模锄奸》《刘二起家》《赵富贵新传》等。这些不仅在各解放区广泛流传,即使在国统区大后方,也被广大工农兵群众和进步的文艺界人士所喜欢。

  真正使木刻版画教学与创作和人民群众的现实斗争相联系、相结合,还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开始主要是对一些有影响作品搞插图,如马达为秧歌剧《货郎担》插图,彦涵为故事《狼牙山五壮士》插图,古元为秧歌剧《周子山》和长诗《吴满有》插图。在木刻作家中尤为突出的是彦涵和古元这两位青年木刻作家,他们创作的反映边区人民民主、自由与幸福生活的作品和描写战斗场面的作品,曾多次在中外刊物上发表和转载,不仅为解放区、国统区的人们所喜爱,而且获得了外国读者的赞赏,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古元有《人民的刘志丹》《减租斗争》《马锡五调解婚姻亲》,彦涵有《夺回粮草》《卫生合作社》等著名作品)。

  另外,延安鲁艺还给美术界一个特别的贡献,就是试制套色木刻。关于套色木刻,鲁艺木刻工作团曾于1938年在前方采用水印方法印行,至1944年开始采用石印油彩印制版画,但因条件困难,这种作品较少,供不应求。在制作方法上,木刻家胡一川提倡较早,他在这方面的创作也很努力,《牛犊变土》《封锁沟》《胜利归来》等作品都是延安套色木刻的开端。

  有关年画的内容和形式问题,延安鲁艺美术研究室曾给予极大关注,并经过几年的努力,他们研究的方向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采用套色木刻制作年画,如力群的《丰衣足食》;二是采用着色木刻制作年画,如江丰的《念书好》,后来还采用石印套色制作年画。

  延安鲁艺艺术教育与艺术创作实践紧密结合,实行教学、创作演出、生产实践一体化的教学体制,在艺术创作方面的成就,在艺术为工农兵服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方面的贡献是光照史册、人所共知的。同时,在人才培养方面,在中外艺术教育史上也创造了一段奇迹——在极其艰苦和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出了一大批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史上熤熤闪光的杰出人才,有些还具有世界影响。

  以延安鲁艺美术系为例,延安8年共毕业学员147人,其中大部分成为现当代中国美术创作与美术教育方面的大师及领导骨干,影响了新中国几十年的美术创作与美术教育,古元、华君武、罗工柳、彦涵、石鲁等都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此,还没有哪所艺术院校像延安鲁艺那样,对整个国家及民族的艺术创作与艺术教育产生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延安鲁艺将艺术教育与艺术创作实践紧密结合,实行教学、创作、生产实践一体化的教学体制,对我国当代高等艺术教育的启示是不言而喻的。国家艺术基金2020年度传播交流推广项目“延安鲁艺版画作品及文献巡展”活动的开展,必将推动鲁艺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从而促进新时期我国艺术创作与艺术教育健康持续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不断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与人才支持。

  (作者系西安翻译学院马列学院首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