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桃山 （新乡市）

伟大的民族精神总是在历史进步中不断丰富，在灾难考验中不断升华。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抗疫斗争中，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伟大精神总是伴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而发展。

根据文献记载，最早形容传染病的恶疾叫“疠”，意思是传染性极广的病症。

“瘟疫”一词最早见于葛洪《抱朴子微旨》：“入山侧使猛兽不犯，涉水则令蛟龙不害，经瘟疫则不畏，遇急难则隐形。”

历史上瘟疫的肆虐大多发生于自然灾害或战乱发生后，还有因气候变化而发生的。如《吕氏春秋》之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

瘟疫的特点是来势汹汹，发病快、致死率高、传染性极强。有些病毒潜伏期还很长。历史上有好多人开始不知道自己得了瘟疫，按常规病治疗，结果一拖再拖，到最后不可控制。在古代，瘟疫的传播往往是家庭性的，一人传一家，一家传一村，再往外扩散，待到引起统治者重视时，已经失去了最佳控制时间。

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历史上大小瘟疫发生过300多场，平均约15年左右发生一次。大的瘟疫发生过5场，次次都充满着血泪，险些导致人类灭亡。史书上都是用“尸横遍野”来形容的。

一是东汉末年的大瘟疫。东汉末年由于连年战乱，导致大瘟疫流行频繁。据统计，汉桓帝时全国发生大瘟疫3次，汉灵帝时5次。到了东汉末代汉献帝的建安年间，瘟病更加泛滥。据汉末文学家曹植在《说疫气》中描述：“建安二十二年，疫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疾之丧”，可见当时之惨象。

二是西晋南北朝时期的大瘟疫。三国之后，西晋统一河山，然而这个“得国不正”的王朝，并未能结束东汉以来的纷争，战火仍然不断，几乎年年都爆发大瘟疫。史载：“东晋太元元年，冬起大疫，多户绝者。”而当时之北方，由于胡乱，甚至已经到了“饥疫并行，人民易子而食”的地步。

三是明末大鼠疫，又称“京师大瘟疫”。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首先在山西爆发，由于时值闯王李自成起事，加之满清与明军频繁交战，导致瘟疫在华北迅速蔓延。终于传入京师，造成京师人口大量死亡。史载：“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有棺、无棺，九门计数，二十余万矣。”这也是京师失守、崇祯自缢殉国、明朝宣告灭亡的原因之一。

四是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在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曾有过3次鼠疫大流行，第三次是在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这场鼠疫在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首次爆发，此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事，鼠疫得以迅速蔓延，并且以意想不到的速度传遍了全世界。前后不到50年，这场鼠疫已经散布到了所有人类定居的大陆。在亚洲，就有1200万人死于这场瘟疫。据世界卫生组织透露，这场瘟疫一直延续到1959年才逐步终止。

五是东北鼠疫。1910年10月，日落西山的满清遇到了和明末一样的困境。始发于沙俄的鼠疫，沿中东铁路，传入了我国东北。尽管清政府下令严防，但由于防疫不力，鼠疫还是在东北全境迅速传播，仅在哈尔滨一地，每天就有80多人死亡。这场大瘟疫在东北肆虐6个多月，造成6万人死亡。

“大疫必出名医”。在东流末年大瘟疫中，医圣张仲景弃政从医，救人无数，著名的《伤寒杂病论》问世，为后人抗疫奠定了坚定的基础。在东晋名医葛洪的《抱朴子》《肘后备急方》等医著中，有世界上最早治天花等病的记载。在明末大鼠疫中，也涌现出了一位不朽的医学家吴又可，江苏吴县人。他从研究疫源潜伏期入手，救了无数病人，撰写了我国首部传染病专著《瘟疫论》，成了我国治疗传染病的先驱。在1916年东北大鼠疫的抗疫过程中也涌现出一位良医伍建德，是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被清廷委任为全权总医官赶赴哈尔滨。他到哈尔滨后立刻解除了原沙俄提供的陈旧防疫措施，清理了鼠疫源头，重新组建了各级防疫组织，颁布了新的科学防疫法规。并且顶住了当时世俗压力，推行了尸体焚化制度，极大地遏制了疫源。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面对疫情，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只有团结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才能最终战胜病毒。坚信在我们这个百炼成钢的政党坚强领导下，共同努力，携手同行，春日的暖阳必将驱散疫情的阴霾，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