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世珍

深秋， 窗外芭蕉还使劲绿着。阳光透过窗户，斜洒在书桌上。想写读书故事，可是涌进脑子的，都是没书读的往事。

那年，我正在学校上课，接到县文工团的录取通知，高兴极了。跑十多里地，到了妈妈任教的学校。听到我要终止学业去文工团，妈妈没有我想像得那般高兴，反而显得忧心忡忡，尽管她知道这是我摆脱知青下乡的唯一途径。临行前，她把办公桌上一本破旧的四角号码字典塞进我的书包，再三叮咛：“千万不能丢掉学习，文化迟早会有用的。”

那年，我十五岁。

文工团的生活紧张而艰苦。早上五点多起床，一天三晌练功，跑圈、踢腿、下腰、打飞脚。我年龄偏大，不甘落后，常常加班练功。等早上舞台的大灯亮时，我已汗水湿透衣背。再苦再累，学习没有忘，问题是找不到书。在文工团找书，是件难事。

我到新华书店，书架上空空荡荡，只有“红宝书”和几本关于农林蔬果种植方面的书，我失望而归。晚上睡觉前，我从枕头下面拿出字典乱翻，嘴里不停地念口诀。打扑克的小师妹不知我嘴里嘟嘟的啥，一个个忍俊不禁，哧哧直笑：“神经了？你在说外国话吗？”

我感觉自己就是个孤独的丑小鸭。

文工团虽然练功抓得紧，政治学习却不少，每个星期工宣队都要组织几次政治学习——读《人民日报》。读报的任务竟然落在我身上。我的履历表上填的是高中肄业，在当时的文工团学员中是最高学历。其实，我就是个高小生。

读了几次报纸后，我倒喜欢上了这个活儿。给大家读完社论，我喜欢翻翻报纸副刊，觉得副刊的文章比社论有意思。之后的学习，我总会带个小本子，看到好的文章和句子就抄下来。有些师弟师妹喜欢看我的报纸摘抄，我就组织几个人，成立了学习小组，练功后读报学习。我当起了小老师，教他们记日记，给他们改错别字。除了读报纸，我们也到处找书，一个小师弟从家里拿来《政治经济学》《现代汉语》，我们吃力地读着：生产力、生产关系、剩余价值……陌生的词语，拗口的句子，令我们木头木脑，不理解什么意思。

因为害怕别人说我们走白专道路，学习小组不久就解散了。我在茫然不决的时候，翻翻小本子，常常用贝多芬的话鼓励自己：“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将无法使我完全屈服。”我憋足劲儿，闷住头，坚持学习，“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回想起来，那时的我，还有点儿文艺青年的范儿。

20世纪70年代，我转到乐队，学习拉二胡。文工团改成豫剧团，开始排练大戏和样板戏。

排大戏必须先抄分角色剧本。抄剧本的任务自然落到我头上。一个大戏，厚厚的剧本，众多角色，要一个个分角色抄下来。有些老演员不识字，还要一句一句地教。一遍遍重复同样的台词，任务很枯燥。有时教着教着就睡着了，有次做了个梦，竟把梦话教出去了。演员一愣：啊？我打了个激灵醒来，他们笑得前仰后合。

到了后期，除了排练样板戏，还排练现代戏、传统戏，有《风华正茂》《铁流战士》《屠夫状元》《林冲夜奔》《花木兰》《铡美案》《五女拜寿》等，前后排练了几十部大戏。

每排练一部新戏，我就背会一个剧本，学会全部唱腔。

在这个过程中，我渐渐成了剧团的小文化人。在各种慰问演出中，我写过开场词、快板书、对口词，还替剧团的老师写过检查，为小师妹编过情书……觉得那时的我吧，像极了“王守义十三香”。

小时候，我妈常说，学会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溜。戏曲是综合艺术，集文学诗词、音乐唱腔、舞台调度、灯光舞美于一体，缺一不可。既要喜闻乐见，又要寓教于乐，自古就担负着教化任务。颂扬忠良正义，鞭挞奸佞小人，惩恶锄奸，行侠仗义。十年间，我背会几十个剧本，学会几十个唱腔曲谱，参加了几百场的演出。这些戏对我进行的文化熏陶，是千金难买的一部大书。

1980年，我调入县文化局创作组，进行剧本创作。我惊喜地发现，图书馆就在文化局楼下。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说：“我一直暗暗猜想，天堂应是图书馆的模样。”我岂不是一下子就进了天堂？在图书的“天堂”里，我一口气读完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一本本地读中西方名著。春夏秋冬，苦雨寒风，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带上诗词散文，跑步一公里，站在东关排河堤朗读背诵。1985年，我报名上了河南电视大学，终于有了系统学习的机会。当时有一句时髦的话：“迟到的青春，搭上时代的末班车。”

阳光洒满散乱的书桌。起风了，树上飘落几片黄叶。

想起木心先生的一句话：“岁月不饶人，我亦未曾饶过岁月。”

（作者系原阳县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