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村伦理治理

王文斌 胡宗霖 张博

　　加强乡村伦理治理，是构建现代化乡村、实现乡村发展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的重要载体。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面临道德记忆淡化、人际关系功利化、代际冲突加剧等伦理困境，需要通过重构乡村秩序、激活内生动力进行破解。

　　一、现实情境：乡村振兴中的伦理秩序转型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要聚焦于经济指标与基础设施完善，在推动乡村地区飞速发展的同时，一些矛盾之处也凸显出来。在互联网经济时代，跨地域经济流通得到加强，与传统乡村地缘经济模式形成激烈碰撞，使得农村空心化，加剧了代际冲突；在精神文娱层面，网络短视频平台虽然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却也导致乡村生活趋于泛娱乐化，弱化了情感联结，使得道德记忆淡漠、人际交往单调，乡村道德生活呈现“荒漠化”特征；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影响，部分偏远乡村地区仍存在陈规陋习，给基层治理带来一定难度。上述问题无不表明，当下乡村社会秩序正经历深刻的现代化演进与重塑。这一过程以乡村振兴为引领，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文明，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社会结构向更加法治化、民主化和充满内生活力的方向升级。伦理与法治犹如“一鸟双翼”，在乡村文明不断丰富发展的同时，乡村治理的伦理秩序也迎来系统性转型。

　　二、理论框架：伦理治理的融合逻辑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伦理治理，需构建“传统伦理-现代治理-价值引领”三位一体的融合框架，其核心在于通过伦理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价值共识的深度凝聚，实现乡村秩序重构与文明复兴。

　　（一）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化

传统农耕社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存智慧，蕴含着“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进入现代社会后，人口大量增长、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格局。在乡村环境治理中，应将这一生态思想落到实处，探索更为科学合理的治理办法，打造宜居乡村，真正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其次，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揭示了乡村社会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一模式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在治理实践中，可将其转化为“熟人社会”的治理优势，如通过宗族长者调解邻里纠纷、依托乡贤推动公共事务开展，有效降低治理成本；推动现代乡贤文化融入现有治理体系，为乡村治理作出贡献。在文化宣传层面，对“忠孝节义”等传统价值进行现代诠释，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治理效能，实现传统伦理的现代性重构。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土化嵌入

建构社会共识需立足具体实践，实现文化符号的具体化表达。一方面，将“诚信”“友善”等抽象价值转化为具体的行为规范，赋予传统节日新的伦理内涵，如将端午节“赛龙舟”活动与环保教育结合，组织村民清理河道垃圾，强化守护家园的集体伦理意识。另一方面，注重伦理价值的代际传承，通过“祖孙共学”“家书诵读”等活动，促进代际间的价值融合。

　　同时，需借用宣传手段，打造本土化道德空间，确立起对“良善生活”的追求。在村庄规划中融入伦理元素，如在墙面上镌刻本地孝贤故事，让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接受道德熏陶；通过集体劳动、节庆游行等实践活动强化价值认同，将“勤劳”等传统美德转化为具体行动与身体记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土化嵌入过程中，基层干部应以身作则，从“道德说教者”转变为“价值践行者”，激发村民的价值认同感，推动形成乡村伦理自治的良好局面。

　　（三）构建乡村治理伦理共治协同网络

乡村振兴的伦理治理并非单纯自发过程，也非单向的自上而下传递，而需构建“政党引领-多元共治-村民自治”的协同网络。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作为新时代破解乡村治理困境、提升治理效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型范式，应当突出顶层设计与协同联动：基层党组织通过“党员联户”制度将道德要求传导至基层，形成示范效应；积极吸纳新乡贤、社会组织等主体参与治理，形成协同效应；通过“村民说事”等形式达成道德共识，构建“价值引领-制度约束-行为激励”的闭环机制。

　　价值引领旨在强化集体主义精神，抵制个人主义侵蚀，破解乡村道德“荒漠化”问题，回应“为何治理”核心命题。制度约束应从法律层面强化个体责任义务，为治理提供法律依据，明确治理路径；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培育则需实现传统基因到现代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保障治理的持续性。提炼“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普世价值，吸纳契约精神、权利意识，并将其运用到乡村治理实践，如浙江“枫桥经验”将“无讼”理念与法治精神结合，正是基层伦理自治的典型范例，其法理与价值观念的深度契合，构成了基层伦理自治的不竭动力。

　　（作者单位：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基于二十大精神对卫生健康领域中的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研究”（编号：2024AH052625），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健康人文理念下医学叙事的伦理向度”（编号：2024AH0526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