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防
构建高校网络谣言治理新机制

周丹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为网络谣言治理提供了制度框架，然而，高校在治理网络谣言具体执行层面，仍面临制度供给不足、协同机制缺失等现实困境。

　　一、高校网络谣言治理的现实背景和突出特征互联网深刻重塑了信息传播格局，高校师生作为网络空间最活跃的群体之一，既是信息的高频消费者，也是谣言的易感人群。当前，全媒体时代信息生产主体多元、传播渠道碎片化、算法推荐精准化，使得网络谣言的生成与扩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态势。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网络谣言的渗透与蔓延不仅扰乱校园舆论秩序，更对青年学生的价值认同和思想稳定构成潜在威胁。

　　从现实看，高校网络谣言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一是话题聚焦性强，多围绕校园管理、师德师风、招生就业等敏感领域，极易引发群体性情感共鸣；二是传播链条隐蔽化，从公开社交平台向社群、朋友圈等封闭空间延伸，传统监测手段难以有效覆盖；三是话语策略精细化，部分网络谣言以“知情人士透露”“内部消息”等包装，辨识难度加大。这些特征导致仅靠事后辟谣和行政管控的传统治理模式已难以有效应对。因此，如何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构建契合高校实际的网络谣言治理机制，既是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责任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二、高校网络谣言的生成逻辑与传播机理

　　高校网络谣言的生成并非偶然，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与传播学逻辑。从生成动因看，信息不对称是谣言滋生的根本土壤。高校内部治理信息的公开机制尚不完善，学生对教学管理、评优评先、后勤服务等重大事项的知情权保障不够充分，信息真空为网络谣言提供了可乘之机。同时，部分师生在遭遇不公或不满时，缺乏制度化表达渠道，转而借助网络“发声”，在情绪驱动的表达中事实往往被扭曲、放大。

　　从传播动力看，群体认同与情绪感染是谣言扩散的核心推力。高校师生具有高度的社群属性，班级群、社团群、校园论坛等圈层化传播渠道使谣言能够在同质化群体中快速裂变。尤其是涉及公平正义、身份认同等敏感议题时，谣言往往成为群体情绪的宣泄口，传播速度远超事实核查的速度。此外，“宁可信其有”的从众心理和“转发即参与”的行为惯性，进一步降低了谣言传播的心理门槛。

　　从技术赋能看，算法推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重塑谣言生态。平台算法偏好冲突性、情绪化内容，客观上为谣言提供了流量加持；而AI生成技术的普及则大幅降低了虚假信息的制造成本，“深度伪造”的文字、图片乃至视频使得传统经验判断几乎失效。在这种技术环境下，高校网络谣言的形态更加多样、仿真度更高、传播速度更快，治理难度呈指数级上升。

　　三、当前高校网络谣言治理的现实困境

　　尽管高校在网络舆情管理方面已积累一定经验，但现有治理实践仍存在明显短板，制约着治理效能的实质性提升。一是“重应对、轻预防”的治理惯性尚未根本扭转。多数高校的谣言治理仍以事后处置为主，依赖舆情监测系统的关键词抓取和人工巡查，缺乏对谣言生成风险的预判和前置干预。当谣言已形成传播规模时才启动应急响应，往往错失最佳处置窗口，陷入“谣言跑在真相前面”的被动局面。二是治理主体单一，协同机制不畅。高校网络谣言治理主要由宣传部门或网络信息中心牵头，教务、学工、后勤等部门参与度较低，院系层面缺乏专门力量。跨部门信息壁垒导致网络谣言溯源困难、处置响应迟缓。同时，高校与地方网信、公安等外部治理主体之间缺乏常态化协作机制，面对跨平台、跨区域的网络谣言传播往往力不从心。三是思政治理的融入程度不够。网络谣言治理在操作层面常被简化为技术管控和信息封堵，与思政教育的价值引领功能脱节。部分高校未将谣言辨识能力、网络法治素养纳入思政课教学体系，也未充分发挥辅导员、班主任等一线思政队伍在谣言预防中的“前哨”作用，导致治理停留在“管住嘴”而非“立住心”的浅层。四是技术支撑能力不足。部分高校舆情监测系统智能化水平偏低，对封闭社群、图片视频等非结构化信息的监测覆盖不全；AI伪造内容的识别手段匮乏，专业人才储备不足，技术短板使得治理的精准性和时效性大打折扣。

　　四、构建高校网络谣言治理的新机制

　　针对上述困境，要以系统思维构建“预防—识别—引导—协同”的高校网络谣言治理新机制。一是构建源头预防机制。健全校务信息公开制度，涉及师生切身利益事项做到应公开尽公开、早公开，压缩网络谣言滋生空间。将网络素养教育纳入新生入学教育，开设谣言辨识专题，提升信息鉴别力。发挥辅导员、学生骨干“瞭望哨”作用，实现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早报告。二是完善智能识别机制。升级舆情监测系统，引入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等AI技术，提升多源异构信息的实时抓取与分析能力。建立校园网络谣言特征库和典型案例库，为智能识别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注重隐私保护，严格限定监测范围与数据使用边界，防止治理本身引发信任危机。三是强化思政治理引导机制。发挥思政课主渠道作用，将谣言治理案例转化为教学资源，引导学生在价值判断层面筑牢“防火墙”。善用“校园大V”等正面发声，以权威解读和理性对话对冲谣言的情绪化传播，变“堵”为“疏”，让真相“跑赢”谣言。四是健全协同共治机制。校内建立宣传、学工、教务、后勤等多部门联动机制，实行归口管理和分级响应；校外加强与属地网信、公安等部门常态化协作，形成跨平台联防联控合力。

　　【作者系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思政专项研究课题）“网络思政教育视域下的高校网络谣言治理机制研究”（编号：21GXSZ054YB）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