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魅力让我欲罢不能”（上）

李勇

　　赵文辉的小说我以前看得不多，后来完全是因为好奇他的经历，开始了解他的创作。之后，我们虽无深交，但毕竟渐渐熟络，而读一个熟人之作，和读一个陌生人之作，那感觉是完全不同的。由这“读熟人之作”的感觉，我更进一步地对其人其事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一直谦称自己为“基层作家”，这话里有一种“沉重”的东西，但这“沉重”于创作而言却是一份难得的财富。时至今日，赵文辉一边勤勤恳恳地经营着他的豫北书香大酒店，一边将这庖厨间的人世冷暖化为涓涓文字，倾诉着他对故土、对生活、对人生的情愫。每个文学之路上的跋涉者，都有一份初心和守望。祝福赵文辉，以及像他这样历生活之艰辛仍初心不改的写作者。

　　李勇：谢谢文辉兄接受访谈！看相关资料，你的第一本小说集名字叫《布衣心情》。你的老家具体在哪里？什么契机让你开始喜欢文学？

　　赵文辉：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布衣心情》，1998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有幸荣获“第一届河南省文学奖——青年作家优秀作品奖”。入围消息在《大河报》公示，是当时在卫辉市顿河店乡政府上班的安庆打电话告诉我的。

　　我的老家叫南姚固村，隶属于辉县市，这是一个比较著名的旅游城市，南太行把它最锦绣的一段留给了我们，八里沟、宝泉和郭亮挂壁公路，一说大家都知道。南姚固村的来历县志里有记载，是元朝姚枢退隐时所建，儒学名村之一，文脉流长，读书习字之风甚热。目前，这里出了中国作协会员1名，省作协会员8名，中国书协会员1名，还成立了全省唯一的村级作协。

　　我最早喜欢文学应该是受武侠小说的影响，初中时期喜欢读梁羽生和金庸的那些小说。当时，我还和班里一个叫李连发的同学合写了一部武侠小说《燕山双侠》，其实我俩连燕山是哪里的都不知道，全是靠想像胡编的。另外，我就是受广播剧的影响，我对路遥的《人生》听得如痴如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寻找生活里的刘巧珍，从不敢以高加林自拟，只想做个幸福的马栓。

　　上了中专以后，我接触到一些文学书籍和文学杂志，才开始写作投稿，走上了这条路。

　　李勇：你发表第一篇小说是在哪一年？具体是什么情形？

　　赵文辉：我第一篇变成铅字的作品叫《苏门山散记》，小说不像小说散文不像散文，发表在1989年7月7日的《新乡晚报》副刊。那时我已参加工作，在一个叫“赵固轧花厂”的乡棉站当棉检员，孤独和失意促使我向文学靠拢得更近，看书，写作，记笔记，买邮票信封，忍受着棉站出纳的一张臭脸去会计室要方格稿纸，星期天骑车去60里外的县城报刊亭买杂志，这就是八小时之外的生活。一开始，我写的都是报纸副刊文，那种略微带点虚构成分的生活随笔，一直到1993年，发表在《短篇小说》第3期的小小说《小玉》，被《小小说选刊》第6期转载，我才真正有了文体意识，确定了自己的文学方向：写小说。那一年，我的小小说《小玉》和短篇小说《挡车工小丽》双双获《短篇小说》年度奖。

　　因此，很多时候，我把《小玉》当成自己的处女作。

　　李勇：我不了解你早年读书的情况，你生于1969年，20世纪80年代文学火热的年代应该是有经验和记忆的。自己走上文学道路，是不是跟这种经验和记忆也有关？

　　赵文辉：说到这个问题真是脸红。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农村上的，除了语文课本，除了武侠小说，一本文学作品都没看过。我上的中专叫新乡供销学校，前身是新乡地区财贸干校，给供销社培养实用人才的，根本没有那种想象中的文学氛围。我上课看《小说月报》，老师逮住就把书没收了，投稿时已是20世纪80年代末了，错过了作家们经常提到的把信封剪个角就完事的时代。我当时看的最多的就是文学杂志，喜欢哪篇就多看几遍开始仿写，写完就按杂志上的地址往外投稿。“泥牛入海”这个词在我身上应验了，发表不出来挺着急，又投师无门，只好上文学函授：《飞天》《三月三》《短篇小说》《百花园》《中国校园文学》《女子文学》，工资花这上面不少。不过当时的编辑非常负责任，一篇小小说，能给你写几页指导意见，比原稿还长。

　　李勇：我看你的自述，2000年的时候你参加的河南省文学院研修班，那时候三十出头，应该是很年轻了。参加这个研修班，当时是需要什么条件？那时是不是很受鼓舞，所以接下来几年才决意做一个比较纯粹的写作者？

　　赵文辉：我参加河南省文学院高研班是由市作协推荐的，发表过一定作品、年轻化、热情高，好像就这些条件吧，新乡学员最多，一共6个，冯杰、安庆、尚新娇、王春花、王保友和我。那个时候，南丁、张宇、孙荪、李佩甫、墨白等名家悉心授课，对学员爱护有加。我们之前被老师们的作品震撼过，崇拜得要命，这回“见到下蛋的鸡了”，自然激动得不得了。埋头听课之余，我一门心思想着如何能写出《学习微笑》《活鬼》《败节草》这样的小说，单位、家里的事统统抛在了脑后，皈依文学之心日盛。

　　当时我是辉县市最大一家超市的副总，学习结束后觉得这份工作有碍创作，干脆写了辞职报告，去《新乡广播电视报》当了一名副刊编辑，后来《平原晚报》创立，又去那里接着编副刊。安庆也把顿河店乡党办主任辞了，去新乡作协编内刊《牧野》。尚新娇在我俩之前就把辉县市房管局的正式工作辞了，来《新乡日报·晨刊》当编辑。其实做到我们所有人头里的是尉然。这家伙入学前就下岗了，还离了婚，花500元在县城租了一间房，过着“专业写作”的独居生活。读书期间，他已经写出了让他一夜之间暴得大名的小说《李大筐的脚和李小筐的爱情》。

　　李勇：看你自述里，你做了几年纯粹的写作者之后就又回到老本行了。是不是因为尝尽了写作的甘苦？甘肯定不如苦多，不然也不会重归老本行了。

　　赵文辉：李教授，不是回归老本行，是丢下创作开始开饭店，用这种方式来养家糊口。在新乡编副刊那几年，我是啥也不想，一门心思把小说写好。为了减少与外界联系，我把手机号销掉开通了一个小灵通，很少告诉别人。我姐的面包车让交警扣了联系不上这个在报社上班的兄弟，她气得把电话都摔了。就这样不管不顾昏天黑地地写了几年，我的中短篇小说“攻克”了很多期刊。当时，我上有老下有小，微薄的工资难以养家糊口，经济非常拮据，一次水果都没买过，那时，我和安庆到处找房租低的房子，大热天住在顶楼，没有空调经常夹着席子去公园睡觉。尉然来访，他也跟我们一块夹着席子去路边公园凉快，到后半夜才返回出租房。

　　2006年年底，我开始向生活妥协，创办了一家婚礼主题酒店，用的是我的第三本小说集的名字——豫北乡下。

　　李勇：一边写作，一边当酒店经理；或者说一边当酒店经理，一边写作。一个人同时做两件事，确实不容易，更何况作家这个活儿是需要“沉潜”的，专心致志都不一定能做好。但生存，又是我们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所谓“生命第一要义”。我看你自传里说了两次决意离开俗务，投身读书创作，这很不容易啊！文学在这个年代又带不来多少名利。所以我觉得，你的离开和回归，从根本上说应该还是对文学有一种绕不开的，或者说挥之不去的情结吧？

　　赵文辉：对小说真的是割舍不下，可是酒店的节奏陷进去就不好往外拔了，文学一下子和我成了陌路。整整8年，就看了几本书，写的小说更是屈指可数。因为开酒店打开了自己，跟很多人建立了往来关系，红白喜事都要参加。每天一睁眼都有一大堆杂事在等着，永远都处理不完，既没时间思考，也没时间厌倦。搞得我越来越心神不定，这种密不透风的日子要把我毁了。梭罗在他的《瓦尔登湖》里写道：“我们的生命在琐事中浪费掉。”这话一点都不假。

　　作为一个生意人，对小说又不死心的家伙，我的真实感受是：挣钱是上瘾的，也是痛苦的，因为手中的笔迟迟不能开始。稠密的生活固然能带来丰富的创作素材，但是对创作也是一种阻挡和伤害。正如卡尔维诺所说：“谁想看清尘世，就应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2016年下半年，我痛下决心，把酒店股份让给一部分员工，一头扎进了家乡的深山。第二年，酒店彻底转让给了一个同行，做得非常决绝。

　　李勇：有人说你开酒店和写作相得益彰，写作和生意能互相成就。真实情形是不是这样？

　　赵文辉：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开酒店那几年，生意好得一塌糊涂，我把赚来的钱全部买了门面房。这步棋走对了，每年的房租在豫北小县城足够一家人生活，作为一个体制外的人（我的确切身份是“城关供销社下岗职工”），再不用担心吃喝问题了。这对创作当然有益。另外在开店的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发现、收集原创性细节，始终相信一个好细节可以支撑一篇小说的说法。好素材总是不期而遇，增加了“餐饮人系列”小说的生动性和好看度。这是有益的一面。

　　2018年，我再次出山，开了一家新店，就是现在这个豫北书香大酒店，疫情三年，算是没有死掉，元气可是大伤。为了打翻身仗，我一直守在店里，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量，创作又间断了。这样停停写写，写写停停，对创作是有损害的。写小说是门手艺活儿，停业的时间长了就会手生，每次回归，都需要很长时间恢复。作家不是一只水笼头，随时拧开就能哗哗出水。

　　（原载《南腔北调》2024年第6期。

作者李勇单位：河南文艺评论基地（郑州大学），郑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