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蒙 （湖北武汉市）

我的家乡坐落在鄂北地区，有两条铁路线经过我们的县境，也有公路穿过我们的村子。我们那片村庄距离县城七八公里，不算很偏僻，但一直封闭在农耕社会的生活状态中，延续着男耕女织、牛犁人耙的岁月，从生产耕作到吃喝穿戴，基本上都是靠人力自我解决，沙石铺垫的土路上零零星星过往的卡车似乎属于另一个世界。

我们的村庄和中国最广大的乡村一样，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开始接触现代文明，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过那个历史起点。

在我的记忆中，最早是村里买了一台柴油机和一台轧谷机，就是用来“打米”的，把稻谷加工成白米。生产大队挑选了一个年轻人负责操作机器，那是一种光荣，他刚刚参加培训回来，还曾经当着我们一群围观孩子的面，进行过操作表演。只见他拿起曲柺的铁摇把，躬腰叉腿，另一只手抚着油乎乎的柴油机，然后插进它的插口一阵猛搅，发动机就轰轰地转动起来了。接着，他又向我们表演了挂传动带的动作，还是用那只铁摇把，将又宽又厚的帆布带“撬”上柴油机与轧谷机的外轮。后来我琢磨，那条被连接成圈形的帆布带必须把握好长度，哪怕短那么一点儿，就没法套上去，如果长一点儿又会滑落。上传动带的动作有些惊险，看他眼明手快，否则就可能给自己造成伤害。

几分钟之后，他关掉动力，又把打米机的膛部打开向我们展示，里面只是一根带螺旋状的钢棒，被稻谷磨得白晃晃的。我知道他是在向我们显摆，但确实让我们开了眼。

这个“洋机器”可是管用，可以解放很多劳动力，家家户户端着稻谷来排队加工，开始规定每家只能加工一簸箕。但发动机的传动带一再脱落，怎么也撬不上去，急得他满头大汗。有人耐不住性子，开始骂骂咧咧，说这机器没个球用。队长被他们嚷毛了，过来吼道：你们喳个球哩，不想打，就把你们的稻谷端回去！

因为我“观摩”过那台机器，又在现场见证过那天的排队吵嚷，所以印象特别深。

那是一个开端，是我们那里的乡村从农耕文明走向现代生活的一个历史起点。

有了那台柴油机之后，记不清什么时候村上又添置了磨面的机器，家家户户的石磨渐渐被拆除，只有池塘边那个巨大的石碾子和它的碾盘还立在那里，上面积满了灰尘和绿苔，成了村里人休憩和孩子玩耍的场所。

还有弹棉花的机器，就是把挤出了棉籽的皮棉撕扯成泡松的棉花絮，以便妇女用来纺织纱线。因为那种弹花机使用频率不高，所以很多村子没有购置。记得有一年父亲让我拎了几斤皮棉到邻村去加工，那座黑乎乎的土房里空荡荡的，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和花絮。我在那里排队等了许久，还是他们一个管理者主动说“这个伢儿只有几斤花，等半天了”，就给我安排加工了。但是，机器是怎样使棉花变得那么蓬松的，我着实记不起来。在此之前，原始朵状棉花中的棉籽也是用机器把它挤压出来的，那种机器工作的情景，我也没有印象。那时候，国家不收带籽的棉花，我们那里是由生产队统一加工成皮棉上缴，剩余部分再分给各家各户。

柴油机除了代替人工打谷磨面弹棉花，还被用来抗旱抽水，但这在我的记忆里没有几次。因为它太笨重，还有那些粗大的铁管，都必须抬到水源地安装，来回拆卸转移费力又费时。所以，村里人只是在大旱之年将它搬来提取门前的河水，一般情况下，都是用龙骨水车提水浇灌。大型水车不是手摇的，属于传统农具中的“重型武器”，由四个男子汉坐成一排，挽裤赤脚踩蹬水车的轱辘。由于需要动作一致，架子一侧挂着一只铜锣，坐在最边上的汉子用锣声来协调大家的动作。那样的场面与戏剧舞台的鼓点不大一样，戏场上的鼓点有时候听起来很密集，但台前的演员动作并不是那么紧张，但水车上的锣声愈是紧凑，四个男人的腿愈是飞快，脚下的水车出水量也愈大，龙骨带出来的清水搅成一团白花花的水花，让我们这些在旁边“观战”的孩子也感到兴奋。

我的家乡属于典型的丘陵地貌，老式的农业机械施展不开，再说那个年代乡亲们连肚子都难以填饱，一个公社也见不到一台拖拉机，如果对他们讲机械代替人力耕种，无异于神话故事。因此，柴油机带来的变化再没有什么进展，锄头和镰刀仍然主导着乡村的生活，乡亲们认为那都是天经地义，也从来没有指望世界会发生什么进步。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一些小型农业机械开始进入我们那片土地，水牛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故乡延续了许多个世纪的农耕文明得到改变，还是从那台柴油机开始的，是从那天村人排队打谷的吵骂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