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准备打大召营火车站的正式消息，是许福超在一次例行汇报情况中得知的。那次，他汇报完情况后，城工委副书记米光华询问了日伪军在大召营火车站的情况。最后，他对许福超说：“我们计划打大召营火车站，行动计划由许明珣到时候通知你。请你注意大召营火车站方面的动态，并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临行时，他给了许福超一叠准备在行动中使用的宣传单，约有200多张。回村之后，为了保密，许福超将这些宣传单藏在玉米秆堆里。

与米光华谈话五六天后，许明珣到西元封村对许福超说：“行动计划已基本确定，由黄学道委派其副职张喜城和你率部行动。届时，由许殿堂（楼村人，地下党员，老红军）带武工队在永康桥接应你们。具体行动时间另行通知。”当时，他们又密商了行动路线、联络暗号等事项后，便分头准备去了。

许福超自那次与米光华谈话之后，就开始了对大召营火车站敌人的侦察工作。从大召营村向西南方向一瞥，就可以看见竖在铁路南北两侧的两座炮楼。南边的炮楼里驻着伪新中央军。北边的炮楼西邻有10间平房，炮楼的周围是1米多高的铁丝网。炮楼和平房内分别住着伪警务段士兵及日军官兵，还有大召营火车站职工。这些职工都是大召营一带的村民，对日伪军早有不满情绪。在这排房的西南约20余米处是大召营火车站站台。站台北沿筑有一栋五六间的平房。东部是南北贯通的候车室，中部是售票房，西部是站台值班室。值班室内配置了一部电话机，昼夜均有人值班。两座炮楼内住宿的敌人的枪支全部置于底层。平房内的敌人则随身携带枪支。昼哨只设一个，位于营房前的铁丝网内；夜哨有两个，分别设于两个炮楼顶。只是当有列车通过时，全体伪军才被迫全副武装列队站台周围，杀气腾腾，给人以戒备森严之感。通过这里的列车有3种：客车、货车、装甲车。由于抗日军民在新焦沿线不断开展袭扰列车及破坏铁路设施等活动，列车运行时刻并不确定。一般是上午自新乡向西发出一列客车，下午返回。每日约有3列至5列运煤的火车通过。晚上通过的均是运煤火车。许福超在完成上述侦察工作之后，便向党组织作了详细汇报。

5月初的一天凌晨，许福超和张喜城带领30多名武装人员，从西元封村悄悄向大召营火车站方向进发。当他们行至店后营南地时，全部换上了早已准备好的八路军装束。随后，大家开始沿铁路继续前进。

黎明前，他们隐蔽在大召营火车站外围的树丛中。经侦察，在站内无异常情况后，他们便轻快地越过壕沟秘密进入站内护堤旁的灌木丛中。此时，他们看到站台上燃着像萤火虫一样的油灯，敌人营房和职工房内一片漆黑。值班室内油灯闪烁。这里除了炮楼上的哨兵晃动发出的声响外，万物俱籁。

一切按照原计划行动。首先由许福超和炎佩琴（西元封村人，张部的班长）带领数名士兵负责切断敌人与外界的联系。当他们迅速掐断电话线，向值班室逼近时，被值班室的职工发现了。但他们并无惊恐之状。他们在发现八路军的意图之后，随即表示愿意配合行动。按照八路军的指令，他们果断地将电话机拆掉放到了站台上，并自觉地像平日一样蹲立于值班室内外。许福超和炎佩琴则迅速与张喜城汇合，开始了对日本警务段伪军的袭击行动。这时，天已放亮，为了争取时间，且尽量不惊动周围的敌人和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他们向敌人喊话：“我们是八路军。你们已被包围了，快缴枪投降。”早已被八路军吓破了胆的警务段伪军，被这突如其来的劝降声吓懵了。哨兵闻声一惊，恐慌地抬起睡眼一扫，只见八路军遍布营房前后，急忙缩回了头。营房中的敌人，不知道八路军来了多少人，但知道劝降声是从炮楼下发出的，自知抵抗已无济于事了，就先于炮楼之敌嚷起：“我们缴枪。我们投降。”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警务段伪军个个被擒，枪支全部被收缴。日本军官听到劝降的喊话声，从床上爬起来，伸手就去摘挂在墙上的手枪。“不许动。举起手来。”众士兵大喝一声。他顿时一愣，神经质地缩回了手，循声一望，方知自己已处在八路军的枪口之下，便举起了双手。众士兵将其擒拿。战斗胜利结束。

把日本军官捆绑结实后，张喜城立即组织部队押着所有俘虏及所缴获的枪支等迅速离开大召营火车站并向北撤退。许福超则带领几名士兵在站内停留的列车等处张贴宣传单。当许福超最后撤出大召营火车站时，阳光已普照在这片土地上了。

此次行动八路军1枪没发，就俘虏了15名伪军、1名日本军官，并缴获了13支“三八”式长枪、1支“二十响”、1支日本手枪以及若干个日军文件、两部电话机、十几个钢盔及数套日军黄呢军装等。按照提前约定，除枪支归黄学道所有外，其余战利品由许殿堂代表武工队接收并移交到了中共辉嘉县独立营。

这次行动扩大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在敌占区的影响，分化瓦解了敌人，给新乡日伪军造成了一定的军事压力。

（王振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