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利

要问读书的益处，我的体会是：如能博览群书并学以致用，就能化平凡为神奇，甚至改变命运。

我的阅读是从小人书起步的。那年，父亲从省干部疗养院调至新乡专署干部疗养院（均位于现卫辉市）。搬家仓促，我家暂居于院里的图书馆。五六岁的我，感觉一排排书架高不可攀，倒是最下层的小人书伸手可得。大半年时间，只认识“人”“口”“天”“大”的我，兴致勃勃地“博览”了几百本画册。

等我上四五年级产生强烈的读书欲望时，却没有了驻扎在图书馆的便利。正值“文革”时期，能见到的只有寥寥几本红色经典，读小说、名著成了奢侈。一次捡到一本缺皮少页繁体竖排的《水浒传》，居然让我连猜带蒙读得欲罢不能。由此勾出馋虫，饿狼般到处踅摸“禁书”。恰好当时的汲县师范被解散，大量馆藏图书被送往造纸厂，有些书幸运地被爱书人士截留，悄悄在社会上流传。我趁机到处“撒网捞鱼”，逮着什么读什么，大多是险遭厄运的长篇小说。记得有“三朵花”和“家春秋”系列、前苏联的经典小说，中国的四大名著以及世界名著等。读得走火入魔时，曾因深夜打手电看《三言两拍》被父亲揪出被窝；课堂上老师讲得口若悬河，我把《红与黑》放在课桌斗里看得如痴如醉。有次体育课被同学强拽到篮球场，可我还在想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滑稽相，结果被一个传球砸了个满脸花。

中学阶段，我的主要精力几乎都用在了找书、看书上，不论古今中外，只要是小说就爱不释手，一旦找到好书，便夜以继日，魔怔一般。曾将《红楼梦》中的生僻字，逐一查核记下，有些经典片段还能背下来。

读书多了，我的语文水平迅速提升，写作文时，摘录的大量好词好句派上了用场，作文经常在班上宣读，还不时在校广播站“发表”。

读书多了，就想“比葫芦画瓢”地写。上世纪80年代初，作家张斌在豫北医专（新乡医学院前身）工作。我怀揣几篇习作登门求教，他毫不客气地告诉我，写的不是小说，是故事。虽然小说靠故事情节推动，但怎样塑造人物形象，写出独特的“这一个”才是关键。这会儿方明白，我的“写作”和真正的文学是不搭界的。他让我读他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那些小说，还推荐了不少名家名著，嘱咐我要精读，要揣摩。我恍然大悟，原来书是要这样去读的。我开始转变阅读方式，完成了从“量”到“质”的跨越，并师从张斌开始小说创作。1982年，《百花园》发表了我7000字的小说处女作。后来我读河大汉语言专业，系统的理论学习，古今中外的大量阅读，加上之前的积淀，为圆作家梦打下了基础。之后，我把自己牢牢绑在文学创作的马车上，一路颠簸走来。

前年，申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整理上报创作成果时，我自己都吃了一惊，这些年发表出版的文学作品居然有200多万字，还获得了不少大奖。由读者变作者，让我深有体会：读书虽说是“开卷有益”，但“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要讲究技巧，要“活学活用”，力戒“死读书”“读死书”，只有把书的营养转化为自己的养分，才能“学以致用”，给自己带来受用不尽的益处。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