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生

我的入党介绍人刘大光来家做客，两人畅谈了1947年千里跃进大别山时，二野一纵十九旅政治部宣传科在战斗的紧张间隙，坚持在极困难条件下油印《战斗报》的情况。现记载下来，以示对先烈、战友、首长的敬仰之情，怀念之忱。

夜行昼宿 不误出报

1947年6月，解放战争已进行整整一年。经过一年的较量，蒋介石的军队虽然在兵力和装备上还处于优势，在东西两翼尚保持进攻态势，但其中央战线已被迫转入防御。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已明显可见。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毛主席果断决策，刘邓大军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对敌人实施中央突破，打到敌人的心脏地区，开辟新战场，建立根据地，为夺取全国胜利创造条件。

我们的部队是1947年6月经过安阳战役休整后，经安阳的瓦店集开始千里征程的。当时，我是十九旅政治部宣传科油印组的油印员，和其他战友一样，只知道部队要南下，不可能知道在执行怎样的战略计划。但从领导一再动员要轻装，从部队离开驻地和行进中，沿途村镇群众欢迎时那种热烈动人的情景，使人强烈地意识到这次行动非同以往。

南下大军十余万人，6月30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夜之间突破天堑，渡过了黄河。随即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9个多旅，5.6万余人，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然后突然而又隐蔽地离开鲁西南，过龙海、沙河、淮河，千辛万苦，辗转跃进到了大别山区。

从跃出鲁西南到进入大别山，整整20天的艰苦跋涉，边走边战，那是多么难忘的千里行程啊！

由于战时宣传工作的需要，我们旅从建旅时候起，就办有一张名叫《战斗报》的随军小报。在南下大别山的动员会上，政治部的领导同志就提出要求说：在南征途中《战斗报》要勇敢战斗，环境再艰苦也要坚持出报。这样一来，坚持出版《战斗报》就成为宣传科和油印组在南下途中的一项主要任务了。

为了隐蔽部队的行动企图和防止敌机的昼间轰炸，部队都是夜行军，每夜都走三四十公里路。遇到破关夺路的时候，还得急行军、强行军50多公里路。在这样的情况下坚持出报，经常是经过一夜行军之后，部队休息了，我们油印组的同志就开始刻印报纸，并且每天都要赶在下午三四点钟把报纸印出来，才不误骑兵通讯员在部队夜行军前送往各团。情况紧急时还要提前一两个小时印好报纸。夜间行军，白天工作，疲惫、困乏的情形可想而知。有时边刻腊纸、边用湿毛巾擦脸，仍然不时地打盹，困极了就用铁笔在手背上扎几下，用强刺激的办法提起精神完成刻印任务。夜行军一般都有一两次小休息。人再困也不敢坐下，怕睡着了掉队。有时困得实在没法了，就干脆牵着驮油印机的马尾巴边走边睡。记得抢渡汝河那天晚上急行军，一夜走了60公里，我就牵着马尾巴睡了约十几公里。马夫老杨开玩笑地对人说：“我的马尾巴成了小王的行军床了！”

在千里跋涉，疲困交加的情况下，《战斗报》顽强地坚持“战斗”，基本上每天和干部、战士见面。当时“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一直是千里征程中《战斗报》的通栏标题。在这个总栏目下，登载的通讯、散文、诗歌、快板、顺口溜等各种形式的稿件近百篇，都在围绕一个“走”字做文章。从宣传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战略意义，到介绍如何组织好部队行军的经验；从报道怎样开展行军互助，到宣扬行军模范人物的事迹；从遵守行军不踩老百姓庄稼的群众纪律，到执行新区政策；从一路走一路宣传群众，到走到哪里把好事做到哪里等。对鼓舞干部战士以高昂的战斗士气，坚强的革命意志，用两条腿走向大别山去开辟战场，打击敌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

环境艰险 同志情深

我们旅按部署沿平汉铁路东侧挥师南进，突破敌人的合击阵势。艰苦跋涉，夜行昼宿，走完千里行程，最先到达大别山区。为了保证南下大军以大别山为中心迅速展开，像利剑牢牢插入敌人心脏，十九旅奉命在罗山、礼山、经扶、光山一带牵制敌人，掩护大军通过。蒋介石怕我们站稳脚跟，火速调集重兵企图趁我们立足未稳，把我们赶出大别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千里跃进大别山就是胜利的话，那么到达大别山初期千方百计与敌周旋，让他跟着我们不停地绕圈子，就是我们更大的胜利。于是在罗山、礼山、经扶、光山一带开始了辗转作战，在方圆几十里的地方和敌人打转转。部队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山上，时而山下，时而隐蔽，时而出击，采取了各种办法逗引敌人，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当时的情况是敌众我寡，开始与几倍于我之敌周旋，几天后就遭到10倍于我之敌的围攻，所有的村庄要道几乎全被敌人控制。我们只有在敌人的空隙中穿梭拉锯，穿过来、插过去，活动范围越来越小，战斗越来越频繁、激烈。在这困难艰险的情况下，部队与敌人斗智斗勇，激烈战斗了七天七夜，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突破了敌人重围，胜利地转移至淮河以北。

讲阶级感情，讲团结友爱，是我军的光荣传统。而且越是遇到艰难险阻，这种传统越是闪闪发光，变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巨大物质力量。就在进入大别山初期的20几个日日夜夜里，伴随激烈的战斗，部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种种艰难困苦。走惯了华北平原平坦大道的人改走小路、田埂，跌跤就成了常事。吃惯了北方面食、杂粮的人，乍吃粗糙而又夹带稗子、沙粒的大米，难免肠气不通，甚至几天解不出大便。那种一连几天不沾盐的日子更加使人难受，而且山区雨多，秋季更是连绵不断，风刮雨淋加之营养不良病号增多，部队的困难真是一个接着一个。然而，同志间团结友爱、战胜困难的感人事迹则层出不穷。这方面我有特别深刻的体会：我是油印组年纪最小的一个，经常受到同志们的关怀和爱护。我们组长钱鲁芳同志对我更是关心备至，记得进山没几天，我就得了夜盲眼，夜间行军全靠钱鲁芳同志牵着走。夜盲眼还没痊愈，接着又“打摆子”，开始隔一天发作一次，后来每天发作。接连“打”了好多天，浑身发冷，行动十分困难，过河爬坡钱鲁芳同志就背着我。为了帮我恢复体力，他费尽心机到处找盐给我泡水喝。没药治病，他一到驻地就向群众打听偏方。当听说山羊粪粒可以治疟疾时，就捡来烘干研碎给我吃。不知是物理的作用还是精神的作用，还真把我的“打摆子”治好了。更加使我终生难忘的是，西大山战斗突围的那天，情况十分危险。在前有强敌，后无退路的情况下，与敌人激战一天。薄暮时分，情况更加严重，部队决定夜间轻装突围，较重的武器装备都要就地掩蔽起来，油印工具当然也不例外。钱鲁芳同志看我病体极弱，随队行军已无可能，就让我骑牲口走，并细心地将原来驮油印机的骡子的驮鞍整好，还用稻草搓了两根绳，结了两个圈，系在驮鞍两侧当脚蹬，特别注意弄好锁口和缰绳，抱我骑上骡子，跟上了部队突围出去。不久我光荣地加入党组织。后来了解情况的一些同志经常谈论说：在大别山那阵子，要不是老钱照顾得好，小王别说入党了，就连小命也难保啊！这话说得一点儿也不夸张。钱鲁芳同志是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同志，当时他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大好，但总是以兄长情怀把组里的同志时刻都挂在心上，而且越是艰苦，我的感受就越深。对我这个当时只有15岁的小组员更是处处当小弟弟看待。1947年冬，时间已近冬至，坚持大别山斗争的部队还没穿上棉衣。就当时的情况，靠华北大后方送棉衣来，那是太困难了，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就地解决。于是，部队把筹集来的白色土布，用草木灰染成灰色发给大家，要求每个人自己动手做。对粗手大脚的男子汉来说，打起仗来个个争当英雄容易，可做针线活儿，特别是缝制棉衣，那真是赶鸭子上架，难乎其难。钱鲁芳同志年长几岁，虽没做过衣服，但见的多些。在房东大娘的指导下，连裁带缝地就动手干起来。他想到我年小体弱，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先给我做了一件棉袄。穿上棉袄夜间行军，感到格外暖和。想到钱鲁芳同志做活儿时那艰难劲，一股热流贯注全身，我鼻子一酸，两行热泪流过脸颊，心里感到非常激动和幸福。

马夫挑夫 都是革命

光阴如箭，几十年一晃过去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记忆力逐渐减退，不少往事已模糊不清。然而和我在油印组一起工作过的马夫，也可以说是挑夫、伙夫的杨水旺同志的动人事迹却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杨水旺同志是河北省大名县人，1947年春，他是安阳战役的支前民兵。按说战斗结束后，民兵都要返乡的。然而，杨水旺同志说啥也不走，非要求参军不行。领导再三做工作，他总是一句话：翻身不忘共产党，我也要参军打老蒋！就凭这种高尚的觉悟和强烈的愿望，软磨硬缠地入了伍。当时他已36岁，根据他会喂牲口的专长，就被分配到油印组当了驭手。因他年龄比较大，性格憨厚耿直，我们都亲切地喊他“大老杨”。 （下转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