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白若茜

自古以来，疾病、医疗始终与国人息息相关。中华医史长达几千年，疾病与医疗相辅相成。疾病、医疗问题是一种个体现象,也是复杂的社会性事件。不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的疾病与医疗,对中国古代社会有着不同的影响。

唐代，中国古代的强盛王朝之一，其医疗制度与同时代的国家相比是首屈一指的。所以，许多学者将目光放在该时期的“医学史”研究上，尝试去挖掘造就唐代先进医疗体系的因素，但大多是围绕传统医学典籍进行探究，纯粹地“将中医史当作一门自然科学史来看待[]”，常常忽视了该时期政治、社会等方面的现象和发展。而部分学者对此虽有所涉及，却也只是研究该时期医学构建和发展所受的政治、社会影响。于赓哲博士的《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作为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医疗社会文化史的论著，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它从唐代疾病与医疗活动的角度，阐述了该时期政治、社会、思想、文化以及经济等多方面的问题和现象。全书共涵盖12个章节，各章节的侧重点不同，如第二、三章重视从唐代基层医疗状况的角度展现基层社会生活品质，而第六、九和十二章以疾病和医疗来反映唐代特有的思想文化。

笔者着重阅读了第二章《唐代官方医疗机构的局限性》，在以下部分笔者将浅谈自己的读后感受。

社会医疗体系是由官方和民间所共同构建的，所谓的官方医疗机构一般指由国家建立、支持和管理的医疗服务与行政组织。中国古代国家政权诞生之初,一直存在有国家层面主导的医政组织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种类型，但这些组织机构主要为皇帝家族、贵族官僚等特定人群服务，因而绝大部分的基层民众难以从官方获得相应的日常医疗救助。以唐代为例，于博士认为：这一时期即便拥有组织严密的中央医疗机构、遍布各州的地方医疗机构以及当时世界上最完善、最先进的医学教育机构。但实际上，就中央而言，皇亲贵胄、士大夫阶层是其主要服务对象，基层百姓不被纳入其服务范围内；就地方而言，多数机构资源不足，水平低下，无法满足广大基层民众的医疗需求；而其他措施，如设立病坊，不过是做做“官样文章”罢了。

在笔者看来，虽说唐代国力超迈往古，医疗机构的组建相较于前代已极为完备，但作为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以官僚贵族为主体的统治阶级把持着主导地位，而基层百姓仍是被剥削阶级，并且古代官方医疗机构根本上是皇权附属物，自然不会去对基层民间进行较为完善的覆盖，故而难以有效保障民众生命健康。

于博士在文中还简要提到了宋代的医疗改革，他认为两宋时期医疗卫生机构相比唐代有所改观，但并不存在质的飞跃。虽是寥寥几句，但足以引发笔者对宋时医疗的思考。

宋代在医疗卫生方面实行了多次重大改革，改革后无论是机构建设，还是医者数量水平，与唐代相比均有所进步。

北宋政府对医疗的重视程度不可谓不高，该时期基本形成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医疗体系机构，并且使医疗制度呈现福利化特征，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基层民众健康。但若就此认定宋代医疗相比唐代起到了革故鼎新的作用，未免不符合实际。所谓革故鼎新，不是单纯的渐变，而是质变。首先，受统治阶级好恶、观念等因素影响，宋代政府对于太医局等中央医疗机构废设频繁，致使中央医学罢复无常，极不稳定。其次，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局限性突出。

纵观宋代医疗事业，不可否认，它在继承唐代医疗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了多项改革和创新，这有利于保障民众健康，宣扬政府仁政，进而维护社会稳定，且为当时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作出重要贡献，有效促进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利国、利民、利业”的三重效果。但受封建专制制度弊端影响，宋代政府的医疗政策连续性差、政策落实不到位，且当时“冗官”问题严重，再加上封建官僚机构内部腐败，官方医疗机构管理混乱，不法官吏从中谋取私利，而把亏损转嫁给人民，极大影响了医疗惠民政策的落实和普及。由此观之，宋代医疗事业虽然较唐代有所进步，但许多自唐时就存在的问题，如管理混乱、官员繁冗等，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并且它对基层民众的作用依旧有限。更重要的是统治者之所以实行改革，根本上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因此“质的飞跃”无从谈起。

该论著为笔者开启了唐宋医疗史之门，其中内容、学术方法和精神也对笔者后期的理论学习与学术研究有着极大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一、专著

[1]于赓哲。《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2]迪特·库恩。《哈佛中国史·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3]俞文豹。《吹剑录外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二、期刊文章

[4]高伟。《宋代医官制度之管窥》。兰州大学学报，2006，34(4)：

67-72。

三、学位论文

[5]于赓哲。《唐代医疗与社会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武汉：武汉大学，

2003。

[6]邹克茹。《宋代社会保障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