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柱（新乡市）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母亲说，我出生在河南老家，那时父亲在青海省纳赤台公路段工作。因为那里是高原气候，海拔3540米，几个月后母亲才抱着我去了纳赤台。
我高原反应很厉害，母亲说我不能生一点点的气，只要一哭闹，脸就憋得通红，呼吸急促。最严重的那次，父亲去道班上班了，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在家，看到母亲手中拿着的布票，还不会说话的我伸手向母亲要布票，母亲怕我把布票撕烂或放嘴里吃了，就没有给我，这下可好，我哭闹不休，直到昏了过去。手足无措的母亲，抱起我就向父亲单位的卫生室跑去，大夫看了担忧地说:“这孩子情况严重，咱卫生所条件有限，真的无能为力，还是赶快去格尔木住院吧。”
母亲把哥哥交给邻居照看，抱着我到公路上拦下一辆去往格尔木市的汽车。
纳赤台距离格尔木市90多公里。当时的格尔木市有两家医院。一家是格尔木市人民医院，另一家是格尔木市职工医院，市人民医院的医疗水平不如市职工医院，市职工医院的一些大夫当时都是来自全国各地支援西藏建设的名医。
父亲的工作单位是青海省的，市职工医院当时只给驻青海省西藏单位的职工和家属看病，我这次病情严重，母亲想到了一家在西藏单位上班的河南老乡家里，也有一个和我年龄相近的小孩，就到老乡家借用了他们家的户口簿，用着老乡家孩子的名字，我才住进了格尔木市职工医院。
妈妈对我说，那次我的病非常严重，病危通知书下了好几次，最多的一天就下了3次，当我被护士第三次抱进急救室抢救时，泪眼模糊的母亲看到急救室门关上的那一刻，突然想到这娃今天正好1岁呢，要是这次能好，以后就会没事了。
母爱的信念，似乎有种神奇的力量。果然，从那以后，高原反应就真的离我远去了。母亲告诉我，我犯病那天，父亲单位同事的一个孩子和我犯同样的病，到格尔木市住进了市人民医院，最后这个孩子没有抢救过来。
妈妈还说，那次我在格尔木市职工医院住院，我的主治大夫姓廖，他是个安徽人。
听老师讲那过去的事情
1981年，父亲响应国家号召，把工作调回了长垣老家。第二年，我到城关镇西关小学上五年级，班主任是语文老师付运来。
在一节语文课上，付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他20岁时的故事。
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因为天天吃不饱饭，饿得难受，付老师的母亲在离家不远的河渠边开了一片荒地，种了几棵菜瓜。一天从大食堂吃了晚饭后，母亲知道儿子没有吃饱，就带他到河渠边上想摘个菜瓜吃。到那里一看，瓜秧上结着一个还没有长熟的菜瓜。母亲就对他说:“小啊，瓜还没长熟，还小呢。再说晚上你也喝一碗咸汤了，让瓜再长一晚上吧。”第二天早上，母子俩来到河渠边一看，瓜在夜里已经被人偷摘了。
过了几天还是晚饭后，母亲看到饥饿难耐的儿子，就又一次带他到河渠边想摘个瓜吃，瓜秧上还是结着一个没长熟的菜瓜，妈妈还是那句话:“小啊，瓜还没长熟，你晚上也喝一碗汤了，让瓜再长一晚上吧，明天早上咱早点儿来摘。”付老师当时就对母亲说:“娘，别等到明天早上了，到明天早上说不定又让人家给偷吃了。”母亲说:“不会的，一会我用瓜秧把瓜盖一下。”
第二天早早起来，母子俩到河渠边摘瓜吃，一看，瓜还是被偷了。眼中含泪的付老师气冲冲走到瓜秧边，伸手就要把瓜秧连根拔起，嘴里还喊着:“让你偷，拔了，咱谁也别吃。”母亲急忙冲上去拉着他的胳膊说:“小啊，不要拔了秧，让它再结个瓜吧，结个瓜谁吃了不挡饥啊，谁吃了都救命啊。”
五年级时，我个子矮，班级坐第一排，我清楚地看到付老师讲完这个故事后，眼眶中饱含着晶莹的泪花。
听大姨讲那过去的事情
大姨说，1958年，位于安阳市北关区的河南省豫北纱厂到长垣县招工，经过政审和简单的文化课考试，年满
18岁的她通过了招工考试。大姨记得清清楚楚，11月7日，豫北纱厂通知大家到县招待所集合，集体坐长途客车去纱厂报道。从未独自离开过父母的大姨，在即将出远门时还是哭了，说什么也不去集合报到了。奶奶说:“妞啊，去吧，去上班是好事，比在家务农强，每月都发钱。弟弟妹妹还小，你挣钱了，家里的日子会好过许多……”
长垣县距离安阳市120多公里。夏天休息时，大姨从安阳回长垣老家，都会事先准备好五六条新毛巾，到长途汽车站买好车票，等到发车时间快到时，就给司机师傅说好，她下车去买几根奶油冰糕，用准备好的新毛巾一层一层把奶油冰糕包裹起来，最后再用一件上衣包上，系紧。120公里，中途要经过汤阴县、浚县和滑县，3个县城的路况不好，车速很慢，到长垣得用4个小时，下了客车步行到家又得个把小时。经过5个小时的长途旅行，新毛巾包裹着的奶油冰糕这才到了奶奶的手中。奶奶吃着奶油冰糕对大姨说:“妞啊，这奶油冰糕比咱县的冰棍儿好吃，咱县的冰棍儿吃前两口还甜甜的，后面都是冰冰碴儿。”大姨还说，有一年过节单位发了2斤苹果，自己没舍得吃，给奶奶带了回去，等到大姨用小刀给奶奶削苹果吃时，奶奶说:“妞啊，把苹果皮削得厚些，让弟弟妹妹们吃点皮，也尝尝苹果的味儿……”
听岳母讲那过去的事情
岳母说，1976年，岳父在北京当兵，岳母带着两个孩子在封丘县曹岗人民公社鹿合生产队务农。
秋季到了，生产队种下的春玉米收获了。在大队的麦场上，岳母看到了她家三口人只分到了2斤带穗的玉米。这2斤带穗的玉米，娘儿仨可咋过啊？
鹿合村距曹岗人民公社有七八里路远，第二天早早吃了饭，岳母独自一人步行去了公社，找到了时任公社武装部部长的李永武，向他说了家中的困难情况。李永武听完岳母的话说:“你家的情况我们武装部知道了，村里大队和你们生产队出现这种情况，是他们对国家对军属家庭的补助规定还不了解或者没有执行，孩子们还小，你
回去吧，我们武装部马上安排人去你们大队调查情况，国家是不会让每一个军属家庭过不上来的。”
过了没多长时间，经过武装部和村大队的协调，由村大队出具证明材料，公社武装部为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岳母家发放了150元的军属家庭生活补助金。同村还有两户军属家庭，因为岳母向公社武装部反应了当时军属家庭的困难情况，这两户也领到了生活补助金。到现在这两户和岳母说起此事，还对岳母连连称赞呢。
我讲一个弟弟参军的故事
1991年12月，弟弟顺利通过了冬季征兵体检和考核，在县武装部领到了新兵被服。新兵集合出发的头一天晚上，父亲拿出两条“彩蝶”香烟塞给了带新兵的连长:“连长，也没啥准备的，一点儿心意，您大老远来我们河南带兵，到部队让您的战友尝尝河南香烟的味道。”连长说啥也不肯收下，再三推让，才收了下来。
第二天上午，在长垣县政府机关大院内，全体新兵集合，每辆运新兵的长途客车门口都站着一名来带新兵的连长。我和父亲站在送新兵家属的人群中，目送弟弟登上了客车，就在弟弟登上这辆车时，站在车门口的带兵连长，快步从车门口走到我和父亲身边，从他军装的上衣口袋中掏出一封信，递到父亲手中说:“杨师傅，孩子交到部队你就放心吧，这是我给你写了一封信，我们就要出发了，有时间你看一下，再见!”
带新兵的连长说完，转身快步登上了送新兵的客车，客车缓缓地驶出了县政府机关大院。父亲从送儿参军的激动心情中缓过神来，打开攥在手中的信，从信封中掏出一张信纸和50元人民币。
信的原文我记不住了，大概意思是告诉父亲，他是一名共产党员，昨天晚上父亲送他的两条香烟，本来是说啥也不能接受的，不收吧，怕伤了父亲的心，烟只好收下了，钱也请我父亲收下，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当年，父亲送给这位带兵连长的两条“彩蝶”香烟，市价不足3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