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实书写是为了启悟后人，我们看到的价值书写是在利益权衡的博弈中更胜一筹者的表达。

江河的悲鸣亦或是时空的凯歌都将沉淀在镜鉴的河床，无论是迅疾还是迟缓。”

朋友陈莹发来这两句话时，还配了一幅画：《急救》。他后来打电话说：“这是任国锋的画，你读一读。”

我知道这是陈莹的信任和鞭策，不过，未曾尝试和任国锋交流。我担心任何语言在此刻都会流露出轻浅和虚妄。因为，此刻的我，正待在家里，享受着举尽全国之力所换来的安稳。

我沉默了好久，打开了一个链接：任国锋抗疫绘画作品。

我看到了那幅题为《急救》的画作——五名医护人员正在全力转运新冠肺炎患者。防护服让他们的动作稍显笨拙。只是，他们几乎趔趄的背影依然难以掩饰面对生命遭受疾病侵袭时所激发的抉择担当。

画面除了医护人员，就是不着一色的空白。浊浪翻滚的江河、烟火喧腾的街市、摩肩接踵的人群，在此都被一一隐去，急救是唯一的主题，所有的中心都在那位生命危在旦夕的患者。我想，这也正是《急救》的隐喻指向。身为我市专家、新乡书画院院长的任国锋不可能认识不到，若再画上若干个标志性建筑物，或者题写上契合画题的诗句，肯定会是艺术内涵的另一种凸显。

急救是什么？急救是以生命至上，是不惜代价进行救治的行为迸发。任何生命都不允许轻易消损，它所关联到的悲欢以及更多群体的心理承载力，可能真的不是我们这些被祐护的人所能切身体会到的。至于那些短暂的利益损失，那些短暂的生活不便，在鲜活的生命体受到威胁面前，都已是身外物，需要搁置。

这是从个体角度进行考量。

对于我们所处的庞大的社会肌体而言，这又何尝不是一场急救。狡猾的病毒所引发的大疫前所未有，它用极快的传播速度和非特异性的症状挑战着一个民族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无论是哪个环节，稍有不慎，或许就会引发巨大的连锁反应。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春节，本应是阖家团圆、欢乐祥和，但在突发的重大疫情面前，这些都成了洪水呼啸前的片羽。武汉封城，地区管控，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拉起的村庄和社区的各类卡点，以最古老的方式来阻断病毒的侵袭。之后，一支又一支医疗队英勇奔赴，一批又一批物资火速抵达，一个又一个医院相继建起……

我们慨叹于国家速度，慨叹蕴藏于血脉中的神圣力量，在灾难面前，被冲锋的号角以庄严的方式傲然唤起，用星夜驰行的奔赴来实现对国家和民族的炽热忠诚。

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快递小哥、公安交警……都以决绝的姿态奋战在抗疫第一线。精心救治、全面排查、严守卡点、保障供给，有形的行动拉起了歼灭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那么，在精神世界里进行建构的艺术工作者，该做些什么呢？

是以艺术所特有的感召和颂扬，构筑起越是艰难越要咬紧牙关奋力攻坚的高扬旗帜；是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斗志，擂起从一场又一场灾难中浴火重生的激越战鼓。此时此刻，凡是与民族的灵魂同跃动的艺术家是不会缺席的。

很显然，任国锋坐在席间。他以细腻的笔触书写着喷张的血脉，以一位艺术家的真知描摹着无畏生死的英勇。他涌起的激情化作或舒缓、或绵密的线条，勾勒出对众志成城战疫必胜坚定的信心，对既无钢铁盔甲亦无灵丹妙药却对国有难、召必应的由衷感佩，对每治愈一名患者所付出的超乎想象的努力的真情赞美。《不哭》里那双噙满泪水的眼睛，《我到卡点值夜班》里那高大的红色马甲和飘扬的红色拉带，《天使》里那名刚刚出生的婴儿，《消杀》里那醒目的“福”字和“桃木”，都潜藏着丰富的内涵。它有对祖国大地尤其是英雄的武汉人民遭受如此劫难的难以抑制的疼痛，它有对以生命祐护生命来进行希望延续的用任何赞美的言辞都毫不过分的歌颂，它更有对红色的共和国必然会以强大的动员力和行动力来确保人民安康的绝对信念。

大难过去，史学家定会以刚健之笔来记录这场大战，应该铭记的、应该感谢的、应该反思的，都会被客观公允地载写。那些为这场战争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甚至将生命的指针定格在工作岗位上的人；那些秉承耿正风骨、敢于直言、为苍生忧恤为社稷思虑的专家学者；那些临危受命、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为一方人民的安康而夙兴夜寐、广纳良言、四方奔走的地方领导和基层干部；那些经过全力救治但仍不幸离世的人，都会成为恒传的楷模和永世的警醒。

艺术作品也必然会以它独有的形式成为后人探微烛隐的摹本之一。这里会有一些作品在完成阶段性的价值后被筛选出现实的舞台，但任国锋的作品会留存。因为无论他落笔在何处，他所立足的都是美善的根本，那里富含着恒久的张力和深切的情感。它细腻而不纤弱，奔放而不骄纵，宏大而不空洞，有绰约之美而无娇嗔之姿，有壮丽之蕴而无虚夸之气，有敦厚之色而无刻板之态。他痴爱于它，敬重于它，他也必将在艺术的精进之路上获得社会意义和审美取向的共同彰扬。

（朱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