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刘军旗

高新区在变。变得更高、更壮了。

2017年第92位，2018年第84位，2019年第76位。全国有169家国家级高新区，新乡高新区连续两年跃升8个位次。

再说全省，在2018年度179家产业集聚区综合考评中，新乡高新区位居第12位，较上年一举提升12个名次。

郑洛新三城共同组成中原创新之核，在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考核评价中，发展量得分排名，新乡高新区夺冠。

让人艳羡的数据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力量？

始于深沉的危机感。1992年成立的高新区，从4平方公里的规划面积蹒跚起步，以“五局一办”几十个人的队伍开始打拼，连续3年获评全省“十强”或“十快”先进产业集聚区。

“最先登顶者，往往最先缺氧”。随着时间推移，机构臃肿、部门职责重叠交叉等问题，成为高新区突出短板之一，办事效率低，经济增长慢，新乡高新区在全国高新区评比位次逐年倒退。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创新。下好改革先手棋，就必须从体制机制上做文章。2017年秋，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三制改革”为引领的组合拳重重落下。

“改革说起来轻松做起来难啊！那是触及灵魂、打动每个人‘奶酪’的事儿。”时任高新区人力资源部副部长的杜辉坦言，“但大局当前，一切服从改革，不管你之前干得怎么样，都要从头再来。”

改革难，不改革更难！部门如何设置、人员怎么调配、职责如何明晰等一系列难题，都没有挡住高新区改革的脚步。

全员聘任制，打破手中的“铁饭碗”。区直35个机构一下子精简了20个，122个科室缩减为59个，中层正职压减六成、副职压减近五成。370人参加首次双向选聘，36人落聘转为辅助岗。第二次选聘，27人聘到高一级岗位，10人降聘使用。第三次选聘，23人提级、7人落聘、7人降聘。

绩效考核制、薪酬激励制，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怎么考核，如何确定薪酬，考验着改革者的智慧。高新区在结构上一视同仁，幅度上量力而行，激励上倾斜一线，决不走“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老路。

2018年创新设立“部门绩效包”，缺岗部门不缺奖金。2019年再次调整优化，固定工资对标市直部门及4个区，低于同类人员，但绩效占大头。以科技局为例，编制32人，但仅有员工21人，工作更多了，绩效奖励分文不少。

无论是谁，都要“按能力吃饭”。“‘能者上’在高新区不是一句空话，不能干，你是科长、局长也得下来。”采访中，管委会副主任史玉华告诉记者，“改革带来了作风好转、能力提升。”

史玉华负责主导产业和项目建设。2017年，高新区主导产业工业增加值增速56%，2018年已达到89%，她的职级随之上升，从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到科学技术局局长，2019年，她被聘任为管委会副主任。

改革让一批优秀年轻人走向前台。从社会治理委员会科长到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再到局长，30岁出头的侯世鑫三年“连连跳”。去年，高新区引进哈尔滨工业大学刘兴军教授团队等5个优秀团体，推荐申报高新技术企业31家，总数突破85家，占全市的1/3，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120家，新增省级以上研发平台7家，达到89家。

“我们的改革不是做样子给谁看，就是要真刀真枪改，刀刃向内、刀刀见血。”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王志勇坚定地说。

好作风是改出来的，更是带出来的。在高新区，每周一下午召开例会雷打不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汇报会轮流进行。与之前不一样的是，汇报者不是科长也不是局长，而是管委会分管领导。“抓‘关键少数’，就是把责任压给领导。”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李海潮说，“部门出了差错，领导同样受罚。”

2019年9月26日，高新区空气质量周排名居全市倒数第二位。区党工委立即开会研究，既强化举措加大治理力度，同时，启动问责追责机制，26名相关责任人中，既有部门负责人、一级网格长和网格员，更有管委会分管领导。

好作风不在办公室里、会议里，不在文件堆里、资料堆里，也不在网络和微信群里。好作风基层看得最清楚、感受最深刻。

2012年，东、西杨村同时启动城中村改造，但直到2016年，拆迁工作还不到一半。东杨村村支部书记换了5茬，拆迁依旧处于停滞状态。

提起那段日子，江西客商林建军五味杂陈：拆迁户周转房每家每年要给两万多元，几百万元发完了，股东没钱回家过年，老板忍痛卖掉自己的奥迪车，结果，6个股东跑了5个，只剩下他一人。

变化起于2018年。高新区坚持问题导向，要求各级干部多下基层，一切围着项目干。党工委副书记刘培章等区领导带着干部直奔工地现场，“硬骨头我来啃！”

短短3个月，东、西杨村安置区200余户拆迁完毕，42栋楼入住14栋，剩余28栋安置房同时开建，明年上半年全部交房。

从“要我干、催着干、推着干”，到“我要干、争着干、比着干”，即将迎来而立之年的高新区，人心思上、人心思进，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得以提振，干事创业激情持续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