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英杰（新乡市）

在俺家乡，冬至那天兴吃饺子。

小时候，隆冬里，偎依在娘温暖的怀里，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大雪,俺问娘：“冬至为啥非要吃饺子呢？”娘搂紧俺,用那一天到晚用冷水洗衣做饭、冻得到处裂着血口子的手抚摸着俺的头，问俺:“饺子像啥呀？”“饺子像耳朵。”俺回答。娘微笑着说:“冬至是冬天里最冷的一天，娘怕把俺孩儿的耳朵冻掉，给他多安几个耳朵呀……”说完把脸贴在俺的脸上，暖和着我刚在外面跑了一圈儿、冻得通红的耳朵。

“喔！”听了娘的话，俺点点头，似乎明白了为啥冬至要吃饺子。也明白了，尽管那时家里很穷，全家六口人在城镇，就靠爸一人一个月三四十块钱的工资来养活，可每到冬至这一天，一大清早，娘就会撩起那对襟老棉袄，从贴身的粗布褂子里掏出卷成卷儿的几张一元面额的票子，嘱咐爸去街上割斤肉,买把韭菜或几个白萝卜来。娘自己则撩起老木

床上那破旧的床单，把那个黝黑的陶瓷瓮子从床底下拖出来，伸进去半个葫芦做的面瓢，把瓮底刮得“吱喳”响，舀出几瓢好面（白面）来，再用炊帚把里面扫上几遍。无论有多难，也得叫我们年幼的姊妹四个在冬至这最冷的一天，吃上一顿大肉馅饺子。

年龄大了点儿，知道冬至吃饺子“安耳朵”是娘在逗俺。但在娘的面前，俺仍然装作相信它是真的。因为每当冬至，一家六口人围坐在煤火炉旁、床边上，边取暖，边包饺子，边拉家常，这时候，平素不善言语的娘也会多些话来；她那平日里被生活的艰辛压得紧锁的眉头也会舒展开来。看到娘高兴，也是我们心里最温暖的时候。姊妹几个长大成人,直到陆续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后，我更懂得了冬至的这一天，儿孙来到娘的身边，你择韭菜他剁馅儿;你包饺子我擀皮儿，说说笑笑、热热闹闹，其乐融融的气氛，在娘的心里要远比吃饺子本身的意义大多了！

1995年春节刚过，把毕生对子女深情的爱和希望都包进饺子里的娘，吃了最后一次一生最钟爱给我们包的饺子后，便匆匆“离去”了。从此，俺没有了娘；从此，俺怕冬至的来临，怕提及那耳朵样的饺子。

然而，冬至每年都会来——今又不期而至,常年漂泊在外的俺想起了冰天雪地的家乡；想起了热腾腾的北方饺子；想起俺那为子女操劳一辈子、苦了自己一辈子的娘，心头一阵阵酸楚，泪水止不住地涌出眼帘，模糊了双眼。娘，年年冬至，儿子多想给您再端碗热腾腾的饺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