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与路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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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话语权建构视角
时浩冉
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与生态危机持续深化的双重挑战下,国际话语权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维度之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当中,创造出了经济增速和生态改善共同发展进步的“中国奇迹”,形成了有原创特性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系。然而,这一成果在国际传播中仍面临“有理难传、知而难信”的现实困境。部分西方国家凭借其在国际传播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设置话语陷阱,加上文化差异、传播渠道不通畅等问题也对其国际传播的效果产生影响,中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建构这个命题,显得日益复杂与紧迫。剖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国际传播中面临的困境与路径创新,对于提升中国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话语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纵创造性地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构建起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全新范式。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这一思想不仅展现出了深厚的理论价值,更为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中国方案”。
当前,个别发达国家以自身利益为导向,无视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使得国际生态安全形势更加严峻。而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与积极引领者,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国立足自身国情进行生态探索实践,创造性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倡导“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能力原则,稳步推进“双碳”目标,以扎实的成效回应外界质疑,进一步增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国际传播中的理论说服力与实践感召力。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在治理模式上为全球提供中国方案,更在价值维度上引发了广泛共鸣。“两山”论超越了以人类为中心的思维框架,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而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合共生理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打破了西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框架,强调尊重多元文明,主张通过文明互鉴化解冲突,体现出“合作共赢、和而不同”的时代精神。这一思想将历史发展规律与人类发展的根本目标相统一,以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基础,体现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顺应全球人民美好愿望,赢得了广泛国际共鸣与认同。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现实困境
尽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深厚的文明底蕴与全球治理价值,其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效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在国际传播过程中,仍面临着多重阻碍。
(一)西方主导与中心—边缘结构的持续固化
在全球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构建进程里,西方发达国家依靠其工业文明发展积攒的优势,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构建起以西方为核心的话语霸权格局,国际话语权呈现出十分突出的中心向边缘扩散特性,发展中国家处于相对被动的接受者位置。如东盟、非洲等区域国家很长时间都只能遵循一种西方文明范式。随着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这种传统话语权力格局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国际话语权争夺日益激烈。虽说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但在国际话语权方面仍未获得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优势地位。
(二)制度性偏见与议题陷阱围堵
从历史以及现实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来看,西方发达国家依靠自身的话语霸权体系,不断在国际舆论领域设置一系列话语陷阱,采用歪曲客观事实的手段操控国际舆论方向。就像原美国农业部国际农业局的莱斯特·布朗在他研究中阐述,中国要契合超过十亿人口的粮食需求,就得大规模依靠粮食进口,这种言论可能引发全球性粮食安全危机,其潜在危害甚至超过军事入侵的威胁程度,这个论断是“环境威胁论”的典型理论。而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提出了“中国责任论”这个概念,表示中国应该在国际社会里扮演“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个关键角色,甚至企图将超出发展阶段的任务强加给中国。这些论调塑造了片面的舆论形象,挤压中国的话语表达空间。
(三)话语体系构建滞后、文化表达软实力不足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系统的价值理念与理论创新,但其对外传播仍面临表达体系不完善、文化软实力支撑不足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过去的应对模式主要呈现为一种解释性、防御性的被动姿态,其话语策略大多局限于“中国特色”“中国国情”等特定语境表述。这种回应方式虽可在短时间内减轻国际舆论压力,却难以突破地域性话语的限制,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构建有普遍适用性的话语体系和价值理念的能力形成制约。中国在全球生态文明领域的话语权地位与它的整体国际话语权状况有着紧密关联性,后者发展滞后必然会直接对前者的建构产生制约作用。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多元策略
要想破解传播困境,在国际传播领域提升中国生态文明话语权,必须从创新传播机制、强化制度保障、培育话语主体三个方面共同努力,实现从“话语追随”到“范式创新”的跨越。
(一)创新传播机制,构建多维立体话语传播网络
提升国际话语权,关键在于讲好中国故事。凭借提升对外话语体系的创新性、吸引力以及可信度,切实达成中国故事的生动讲述、中国声音的广泛传播以及中国特色的深度阐释。
第一,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赋能生态叙事。在数字化时代的大背景之下,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发展实践为基础,让有鲜明主旋律特征的正能量话语全面渗透到数字空间,这样做可借助优质文化供给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还可以有效提高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引领力和影响力。第二,要充分运用传统媒体以及新兴媒体各自的优势,提升中国在国际生态文明领域的影响力。一方面,需在国际政府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强化宣传工作;另一方面,要重视与世界话语体系的衔接,汲取西方国家在构建生态话语体系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并以此为依据,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转化运用以及拓展。
当然,除了上述做法,还需强化与国外主流媒体的协作。借助联合制作节目、发表署名文章等途径,传播中国生态文明理念及实践情况,要重视发挥社交媒体的效能,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社交媒体账号,运用短视频、直播等形式,以更为生动、直观的方式讲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故事。
(二)强化制度保障,参与全球生态治理规则制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给生态文明建设赋予了根本性的制度保障,这种制度特性致使中国在全球生态治理中一直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注重全球生态治理的整体性,又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的冲突相比,中国借助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的有机融合,搭建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架构,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十九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二十大强调“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形成了囊括40多项改革方案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身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秉持“立己达人、兼济天下”的原则深度参与到全球环境治理之中:借助设立规模为200亿元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切实协助太平洋岛国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援建非洲首条跨国电气化铁路即亚吉铁路,有力地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首批缔约方,中国积极推动《巴黎协定》的签署与实施,并且在后续履约进程中呈现出领导力。这些务实的行动彰显了中国坚持多边主义、主动承担国际环境责任的坚定态度,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与普遍认可,中国投身共建“一带一路”网络绿色服务平台,向不同国家的政府、企业以及普通民众传播最新的环保政策,增进了国际社会对当前环境状况以及生态政策的理解,提高了中国生态话语的可接受性与感染力。
(三)培育话语主体,构建多元协同传播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明确指出:“一切创新成果都是人做出来的。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这一关键论断为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给予了根本的遵循指引,要凭借系统的方式推进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梯队的建设,为生态话语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方面的支撑,培育好话语主体。
除此之外,要想构建好国际传播格局,不能仅靠政府“独唱”,需构建起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元传播格局。政府需发挥主导功能,制定并施行生态文明国际传播战略。企业身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主体,要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加强绿色技术创新与应用。社会组织应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加强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交流合作,开展民间外交,借助国际主流媒体平台,持续提高中国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效能。公众要提高生态文明意识,积极参与国际志愿服务和文化交流活动,凭借个人的行动和故事传播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正能量。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新时代用于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理论,于国际传播领域有重大现实意义以及深远价值。提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成效以及中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属于一个漫长且繁杂的进程,没办法一蹴而就。因此,我们要持续在理论创新、实践探索以及传播策略等层面投入精力,不断突破传播困境。随着中国在全球生态治理里发挥着越发关键的作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必定会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出更为耀眼的光彩,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达成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出更多的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