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光知味

刘书成（新乡市）

　　余光中笔下那句“把陌生城市住成家”，应是岁月的慢熬汤。不料二十余载光阴摩挲，新乡这张行囊中的驿站票根，竟成了我户口簿上的永久住址，连味蕾里都开出了石榴花，太行山风与黄河水花揉进肌骨，在心底也生出了牧野的根须。

　　红焖人间滚烫

　　2003年毕业季，我初次来到新乡参加招聘，出乎意料的是面试主考竟是当地主官，他说若被录取这里便是家，你也要把这里当成家。更意外的是，还为我报销了来回的路费，数额不大，却是一分温热。

　　招聘结束后，在卫河岸边的一家红焖羊肉馆，朋友为我洗尘庆贺。馆子规模不大，浓郁的酱香混合着鼎沸的谈笑声，将整个大厅塞得满满当当，仿佛随意拧一把空气，都能浸出琥珀色的油花。铜锅里，大块羊肉吸饱了红汤赤酱，夹起一块入口，醇厚滋味中带着筋道与软糯，瞬间在舌齿间绽开，绵长的回甘如春汛漫过脏腑这道龟裂的河床。

　　自那以后，我养成了习惯，无论客从远来还是朋友小酌，我都钟情于这类氤氲着烟火气的红焖小馆。锅底的炭火轻轻舔舐着喜悦与悲伤，将往事与愿景一同捺入滚汤中涮煮，而烈酒与浓茶析出的那些笑声与泪珠，也陪着卫河那悠悠的夜波荡漾。随着光顾次数的增多，我惊奇地发现各色的肌肤面庞、不同的方言俚语越来越多，那些围坐在炭锅边的冬夜，还有那些就着百泉春美酒谈成的生意，逐渐丰满着这个城市的美味记忆。

　　当年驻守西南的那位老兵，将高原的味觉密码背回新乡，40多年的时光淬火，一锅共渠水也把川贵红汤的热辣、陕晋饮食的粗犷，熔成了新乡的胸怀敞亮、赤诚滚烫。老火车站走出的逐梦者，高铁站走下的创业客，无论脚步走得多远，心底蛰伏的那条馋虫总会时不时抓挠一下胃壁，唤起对这片水土的眷恋。

　　行走在杨柳依依的卫河畔，两岸灯火璀璨。我常思索，究竟是什么，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拢着八方来客，把他们变成了本地人，又使他们虔诚地反哺这座城市？如今，回望那一晚，醉倒我的何止是杯中物，分明是这座城市将滚烫的赤诚，化作红汤注入了异乡人的柔肠。而醉倒的，又何止我一人。

　　火烧倔强春秋

　　刚从象牙塔迈出第一步，我便踏在黄河故道坚硬的砂砾之上。“细评诸郡县，最苦是延津”。站在城北的沙岗上，依稀仍能听见黄河决口时的洪水嚎叫，火烧乌巢的浓烟遮蔽了三国的天空，似乎还能瞥见漫天风沙中逃荒者蹒跚的身影。苦难，既能催熟一个灵魂，也让延津将一块面团摔打成自己独有的地理图腾。

　　道光年间，县志记载城关的炉饼摊多达48个，那无疑是延津版的“清明上河图”。21世纪初的延津，火烧摊已遍布市井街巷。那时，北干道上的长途汽车站仍在。候车期间，我习惯买个火烧来充饥，一个火烧便能饱腹一路。我与打火烧的老崔也逐渐相熟，他每天基本能卖一袋面的火烧，从清晨站门扭动钥匙开始，直到深夜最后一个旅客离去结束。一旁帮忙的是他偏瘫未愈还跛着脚的老婆，即便再累她都能挺得住，“我要吃药，大儿等着盖房娶媳妇，小娃儿还要上大学。”她的絮叨里听不出艰辛的哀伤，反而让我感受到一种弹簧般的倔强，无论承受多大的重压，都会顽强地反弹。

　　我想，他们定是从“猛揉慢醒、猛摔慢抻”的火烧制作技法中，悟到了生活的真谛。每当我跑累了、走倦了，甚至跌倒在地，不由自主想起迎着寒暑打火烧的老崔夫妇，咬上一口焦香酥脆的火烧，顿时感到一股风灌进胸膛，心中那青蓝色的火苗也烧得更旺。

　　《温故一九四二》提到“延津人饿死不离沙窝”，如今，曾经的黄沙窝变成了中原农谷的粮米川，蒙金土磨砺了延津小麦坚韧的筋脉，沉淀在茅台的琼液里，也走进了国人的厨房。这便是延津人骨子里的倔强。在大平调的高腔亮嗓里，可以听到这种倔强；在野厂、原屯抗日枪声惊醒的曙光里，可以看到这种倔强。如果说陈玉成在延津英勇就义，是历史的一种偶然，那么肖思远血染喀喇昆仑，则一定是黄河故道长久锻造出的必然。

　　北上的刘跃进，西去的杨摩西，他们行囊里装没装着几个火烧，我们不得而知。但归来的牛爱国，想必会在东街菜市场里狼吞虎咽地啃上一个火烧。因为，对于每一个喝过黄河水、咽过黄河沙的人而言，这是心灵皈依的宇宙终点。

　　烩面滋补清欢

　　一碗烩面在母女救唐王的传说里冒着热气，1500年历久弥香。传说依然鲜活，高宗命名的仁村堤，至今仍守候着黄河不息的涛声。我曾特意前去探访，这是黄河岸边极为普通的一个村庄，如同原阳烩面一般，只有真正走进它的内部，或让它走进你的内心，才可深切体会到那股子温善仁厚。

　　从故土到异地的前一个月，我的胃适应力十分脆弱，弱到三分饱就难以承受。医生诊断为水土不服外加逆流性食管炎，建议我尝试一下原阳烩面。在城关排桥头的临街小店里，我第一次走近它。那汤，是羊肉羊骨熬至精华萃尽的浓；那白，是羊脂般温润、晴雪般纯净又如心底澄澈的醇。再撒上一把青绿的香菜、蒜苗，浇上一小勺子辣椒油。一碗烩面下肚，我那桀骜的胃如同一只被驯服了的猫，慵懒地卧在墙根下沐着暖阳。

　　在黏稠的时光里，我如同被风衔来的一粒草籽，遇雨生发，结婚、生子、成长。当岳父岳母把他们最疼爱的小女儿交到我手上时，我拿不出一分钱的彩礼以及一个像样的住处。是单位的同事和朋友操持了我的婚礼，连酒席钱都是他们帮助凑集的。婚后有了孩子，有时迫不得已，只好将儿子托付给邻居，而她清扫大街已劳累了一天。等我深夜归来时，儿子早已在她温暖的臂弯中，发出安详的鼻息。

　　20多年来踏出的每一个足迹里，都少不了那些直抵人心的慰藉与无需回报的帮扶。我深知，《诗经·大雅》“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诗句，首先从这里传颂开来，可我又有什么作以回报呢？仁善从不需要刻意妆点，就像烩面只需一撮青翠点缀。我只能把心意与感激，悄悄地掩藏在桥头的面馆里和一碗烩面那温暖的浓汤里。

　　我深信那个传说是真的。柳毅传书、唾面自干、张良拾履、陈平分肉、克己之仁......这些散落在太行石缝里、黄河浪花里的典故、传说，无一不闪烁着仁善宽厚的光辉。倘若将这些片段、碎瓣拼接起来，则构成一个烙着新乡胎记的精神矩阵。如此以来，便不难理解，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人物何以在新乡灿若繁星。如果把一碗烩面视作这个精神矩阵上一粒发光的量子，那么，它纠缠出一个庞大的预制菜谱系，又有何不可能的呢！

金鲤洄游龙门

多年来，每逢小浪底调沙闸门起落之际，一位长垣友人总会邀约品吃黄河鲤鱼。《诗经》有云“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厨王》牛长远奉上那道活鱼跳吃，更让我增加了对黄河鲤鱼的憧憬。倘若运气好捕住两条，必定是一条糖醋一条红烧。一块鲜美的鱼肉滑入喉咙，酸甜辣咸与柴米油盐百般滋味，咂摸不够。嘉靖年间的《长垣物产志》记载“黄河金鳞鱼，味冠中州”，也难怪一条鱼能游进紫禁城，跃上国宴席。

　　至今，清晰记得与他首次会面时的那句话，“你我皆是一条鱼，你逆流而来，我洄游而归。”他十几岁，只裹一个单薄的包袱闯荡风雨，爬过高塔，跑过销售，积攒了一些渠道和经验后，决定回来自己干。是啊，我和他，不都在努力寻找适宜自己“产卵的水草窠”吗？

　　历史洪流中的长垣，在卫、魏、陈郡以及冀豫、汴安濮之间流离摆渡，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在新乡港湾里停下了颠沛的征途。长垣，又何尝不是一条洄游的鲤鱼！在经济浪潮里不断辗转，凭借着一把勺子调配着日子的滋味，一把锤子校准着攀爬的刻度，一把剪子裁剪出云一样的未来，一把刷子粉饰出一幅锦绣蓝图。众多的追慕者希望从不同的剖面，解构长垣模式背后的密码。而我，则顺着文化的脉络，探寻它的根部伸在何处，汩汩作响的汁液又流向何方。

　　伫立伊尹像前，他与汤关于“调和鼎鼐，安邦治国”的对话，仿佛从春秋顺流而来，清澈地穿过我的耳鼓。烹饪博物馆的青铜鼎里，似乎腾跃着3000年前鲤鱼激起的浪朵。轻轻触摸着夔龙纹的铜绿，脑海里却浮现出锁蛟矶边金鲤化龙缚杀毒蛟的场景。远行前，当地人还有古渡捡贝的传统，说是带上鲤娘的玉纹佩，风大浪急犹记自己仍是长垣人。传说不再是尘封在民间的旧梦，而是照进现实的亮光。它隐喻着本地文化基因里的双螺旋，一条指引着搏击风浪的航程，一条标记着精神原乡归返的北斗。

　　酒酣情浓，兴致阑珊。返程时，看到长垣高速站口仿佛飞起了两只巨大的鱼鳍。闪着金黄鳞光的车辆川流不息，好像一条条黄河金鲤，正编织着一幅崭新的“洄游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