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忠县段“川江号子”浅探
发布时间: 信息来源:
郭倩
“川江号子”是源于长江四川段、重庆段一带的传统音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忠县位于长江中下游,属重庆市中部位置,在重庆主城东北方向,是三峡库区腹心地带。长江水穿流忠县,在该段支流分合较多,河道情况复杂,在这种航道中行船所喊唱的号子,其音乐形式相对其他地区的劳动号子也显得更为丰富。
一、“川江号子”的区域独特性
(一)“联曲”结构号子。川江航行由一地至另一地,由一码头至另一码头,沿线河道、水势、水文等情况均不尽一致,船工们的劳动强度、形式、内容等也复杂多变,单一的船工号子显然不能满足广大船工们航行劳作的精神需求。在具体的船运劳动实践中,通常是号子头将若干单一的船工号子连接起来,随着航行中的变化需要而变化,随着船工们的劳动需要而组合。长此以往,就在“川江号子”中逐渐形成了在音乐上具有“联曲”结构、功能和性质的“联曲”号子,这便是“川江号子”由“单曲”向“联曲”发展,后定型为“单曲”“联曲”并存,并以“联曲”为主要形态的由来。
(二)“二六型”号子。“川江号子”的喊唱,根据行船时水流的缓急,通常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在较为平缓的水面上行船时,由领唱发出的情绪舒缓自由的“自由型”号子(散板、自由拍节);另一种是在比较紧张的氛围下或者湍急的水流上行船时,由号子头领唱和船工们喊出的“二六型”号子。
(三)无伴奏合唱。“川江号子”是中国传统的民族民间声乐艺术,其表演形式为“一唱众和”。领唱,由号子头(或是船老大,或是专门的号子工)担任,在航船步动中,以人领唱、独唱或和唱的形式,起指挥统一船工劳动节奏,调动船工劳动情绪等的决定作用,和唱(或帮唱),由众船工担任,在划桡、摇橹及拉纤劳作中,以劳动者及和唱者的身份,接受领唱者(号子头)发出的命令、指示和提示,听从指挥,服从调动,一边和唱一边驾船前行。二者一领一随,合力劳动,共同歌唱,组成了“川江号子”中领唱、和唱二者谐和的声乐合唱形式,具有一定的“无伴奏合唱”的基本性质。
二、“川江号子”的审美价值考究
(一)蕴含传统音乐的真善美。所有的传统音乐,追求真善美是其共同的向往,而这种向往表现在音乐上则成就了传统音乐特有的属性。“川江号子”这种积极向上的属性,使其对个人身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价值。这种艺术之美带给人们视觉与听觉上的享受,这种美感对人的身心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承接传统音乐的文化性。传统音乐文化是社会文化整体中的一个组织部分。“川江号子”与其他文化类型一样,它最基本的一个特征就是群体性,而且这种群体性是通过人与文化这两个方面因素表现出来的。
(三)呈现传统音乐的传播性。从艺术文化角度来看,“川江号子”的群体性主要表现在它是人们创作、表演和欣赏方式相互协调的文化角色集合体,或者说是人们在进行上述活动时所必须遵循的一种行为规范。人们在进行民间音乐艺术活动的时候,往往要经过创作、表演和欣赏这一艺术过程。
三、“川江号子”的新型传播途径及媒介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传统音乐的传承也是一个传播的过程。当今,传统音乐“川江号子”传承不只局限于族群这样狭窄的范围,而是面向整个人类社会的跨时空传播。因传统音乐的“活态性”特质,传播体系构成了以时间为坐标的纵向传承,呈辐射状横向传播的网格状图谱,即把历史从过去的生活经验遗存转化为当代人能理解、感受、体验的文化嵌入当代空间,从而使得非遗文化对当代社会具有活的精神价值。其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传播:一是以当地政府文化场馆为平台传播。近年来,忠县文化馆不断加强非遗项目、传承人体系建设,完善传承保护机制,推进非遗保护、传承与传播,多措并举支持非遗传播发展。二是以地方航运企业文化为载体传播。顺应当前企业文化塑造、传播的现实和时代需求,把忠县段“川江号子”作为当地航运企业的内生文化进行培塑。忠县段船工号子的大量相关音乐资料都是由原忠县航运公司(现忠县海信集团)几代人的传承而积攒的珍贵产物。三是以当地旅游文化产业为依托传播。追溯“川江号子”产生的历史背景、民族特质、情感要素等,通过场景构设、曲目编排等艺术手段,实现文化空间再造。张艺谋、王潮歌、樊跃铁联合策划的重庆大型实景演出《印象武隆》,就成功地以空间再造展示出了国家非物质文化“川江号子”的传奇魅力。四是以民间艺人的面授口传为根脉传播。支持和鼓励忠县当地土生土长的民间艺人培育自己的传承人,为民间传统音乐留住根脉;引导和邀请民间艺人们进校园、上讲台,让口口相传的传承模式,逐步走向有范式、有影音、有教材的规范化轨道。
与此同时,新型媒介的诞生、发展和壮大,给传统音乐“川江号子”也开辟了新的流转、传播路径。一方面,新型媒介的传播克服了传统的单一的传播模式,而是一种综合的、多样化、全方位的传播。另一方面,传统音乐内容大众化,新生音乐艺术形式的演变,引起大众群体消费方式的转变,新型媒介使得音乐传播的途径从传统的剧场、音乐厅,走进了千家万户的家庭中,走到了万千大众的网络终端上。同时,信息多源、提速消费的时代背景下,对于艺术作品的消化理解与深悟细品,大众往往无暇顾及,但从反向角度逆向思考,大众对于艺术类信息在量方面的需求,实质上是增加了的;对于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作品亦有热烈的期盼,众多新生的“抖音”“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也给予了有力的印证。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本文系巴渝民间艺术研究中心2022年度资助项目“川江号子之忠县段船工号子口述史研究”(项目编号:BYMY22C09)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