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忠县段“川江号子”浅探

郭倩

　　“川江号子”是源于长江四川段、重庆段一带的传统音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忠县位于长江中下游，属重庆市中部位置，在重庆主城东北方向，是三峡库区腹心地带。长江水穿流忠县，在该段支流分合较多，河道情况复杂，在这种航道中行船所喊唱的号子，其音乐形式相对其他地区的劳动号子也显得更为丰富。

　　一、“川江号子”的区域独特性

（一）“联曲”结构号子。川江航行由一地至另一地，由一码头至另一码头，沿线河道、水势、水文等情况均不尽一致，船工们的劳动强度、形式、内容等也复杂多变，单一的船工号子显然不能满足广大船工们航行劳作的精神需求。在具体的船运劳动实践中，通常是号子头将若干单一的船工号子连接起来，随着航行中的变化需要而变化，随着船工们的劳动需要而组合。长此以往，就在“川江号子”中逐渐形成了在音乐上具有“联曲”结构、功能和性质的“联曲”号子，这便是“川江号子”由“单曲”向“联曲”发展，后定型为“单曲”“联曲”并存，并以“联曲”为主要形态的由来。

　　（二）“二六型”号子。“川江号子”的喊唱，根据行船时水流的缓急，通常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在较为平缓的水面上行船时，由领唱发出的情绪舒缓自由的“自由型”号子（散板、自由拍节）；另一种是在比较紧张的氛围下或者湍急的水流上行船时，由号子头领唱和船工们喊出的“二六型”号子。

　　（三）无伴奏合唱。“川江号子”是中国传统的民族民间声乐艺术，其表演形式为“一唱众和”。领唱，由号子头（或是船老大，或是专门的号子工）担任，在航船步动中，以人领唱、独唱或和唱的形式，起指挥统一船工劳动节奏，调动船工劳动情绪等的决定作用，和唱（或帮唱)，由众船工担任，在划桡、摇橹及拉纤劳作中，以劳动者及和唱者的身份，接受领唱者（号子头）发出的命令、指示和提示，听从指挥，服从调动，一边和唱一边驾船前行。二者一领一随，合力劳动，共同歌唱，组成了“川江号子”中领唱、和唱二者谐和的声乐合唱形式，具有一定的“无伴奏合唱”的基本性质。

　　二、“川江号子”的审美价值考究

（一）蕴含传统音乐的真善美。所有的传统音乐，追求真善美是其共同的向往，而这种向往表现在音乐上则成就了传统音乐特有的属性。“川江号子”这种积极向上的属性，使其对个人身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价值。这种艺术之美带给人们视觉与听觉上的享受，这种美感对人的身心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承接传统音乐的文化性。传统音乐文化是社会文化整体中的一个组织部分。“川江号子”与其他文化类型一样，它最基本的一个特征就是群体性，而且这种群体性是通过人与文化这两个方面因素表现出来的。

　　（三）呈现传统音乐的传播性。从艺术文化角度来看，“川江号子”的群体性主要表现在它是人们创作、表演和欣赏方式相互协调的文化角色集合体，或者说是人们在进行上述活动时所必须遵循的一种行为规范。人们在进行民间音乐艺术活动的时候，往往要经过创作、表演和欣赏这一艺术过程。

　　三、“川江号子”的新型传播途径及媒介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传统音乐的传承也是一个传播的过程。当今，传统音乐“川江号子”传承不只局限于族群这样狭窄的范围，而是面向整个人类社会的跨时空传播。因传统音乐的“活态性”特质，传播体系构成了以时间为坐标的纵向传承，呈辐射状横向传播的网格状图谱，即把历史从过去的生活经验遗存转化为当代人能理解、感受、体验的文化嵌入当代空间，从而使得非遗文化对当代社会具有活的精神价值。其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传播：一是以当地政府文化场馆为平台传播。近年来，忠县文化馆不断加强非遗项目、传承人体系建设，完善传承保护机制，推进非遗保护、传承与传播，多措并举支持非遗传播发展。二是以地方航运企业文化为载体传播。顺应当前企业文化塑造、传播的现实和时代需求，把忠县段“川江号子”作为当地航运企业的内生文化进行培塑。忠县段船工号子的大量相关音乐资料都是由原忠县航运公司（现忠县海信集团）几代人的传承而积攒的珍贵产物。三是以当地旅游文化产业为依托传播。追溯“川江号子”产生的历史背景、民族特质、情感要素等，通过场景构设、曲目编排等艺术手段，实现文化空间再造。张艺谋、王潮歌、樊跃铁联合策划的重庆大型实景演出《印象武隆》，就成功地以空间再造展示出了国家非物质文化“川江号子”的传奇魅力。四是以民间艺人的面授口传为根脉传播。支持和鼓励忠县当地土生土长的民间艺人培育自己的传承人，为民间传统音乐留住根脉；引导和邀请民间艺人们进校园、上讲台，让口口相传的传承模式，逐步走向有范式、有影音、有教材的规范化轨道。

　　与此同时，新型媒介的诞生、发展和壮大，给传统音乐“川江号子”也开辟了新的流转、传播路径。一方面，新型媒介的传播克服了传统的单一的传播模式，而是一种综合的、多样化、全方位的传播。另一方面，传统音乐内容大众化，新生音乐艺术形式的演变，引起大众群体消费方式的转变，新型媒介使得音乐传播的途径从传统的剧场、音乐厅，走进了千家万户的家庭中，走到了万千大众的网络终端上。同时，信息多源、提速消费的时代背景下，对于艺术作品的消化理解与深悟细品，大众往往无暇顾及，但从反向角度逆向思考，大众对于艺术类信息在量方面的需求，实质上是增加了的；对于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作品亦有热烈的期盼，众多新生的“抖音”“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也给予了有力的印证。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本文系巴渝民间艺术研究中心2022年度资助项目“川江号子之忠县段船工号子口述史研究”（项目编号:BYMY22C09）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