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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袭大召营车站(上)

夜袭大召营车站(上)

1945年二三月间,大批侵华日军开始集结在平汉铁路沿线,准备南进。为此,八路军地下党组织积极组织力量,开展了一系列的以牵制敌人、破坏日军军运计划为目的的活动。夜袭日军大召营火车站据点就是其活动之一。

大召营火车站位于新乡县城西略偏南10公里处,南距小冀10公里,西距获嘉县城15公里,北距合河7公里。它不仅是平汉铁路、新乡县城侧翼安全的重要屏障,还是道(口)清(化)铁路、新(乡)焦(作)公路的必经之地。日本侵略者占领新乡之后,就煞费苦心地在此修筑了两座高达10余米的炮楼,又在大召营火车站周围开挖了一条宽4米、深2米的封锁沟,并堆积了一道高3米的防护堤。小小的大召营火车站就部署了两部分兵力:一是负责防务的伪新中央第二十四路军一个排,计30余人;二是负责铁路沿线治安任务的伪警务段士兵一个班,计15人,并由一名日本军官督导。新乡方向还每日开出两列次巡逻装甲车通过这里。日本军官与获嘉、小冀的敌人通过电话保持联系,一旦此处有警,即可得到迅速增援。

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武工队的活动前沿处在新、辉、获的交界地带,从新乡县城到八路军活动区前沿驻扎着日伪警备队和国民党的杂牌军以及各种地方武装。他们盘踞一隅,各自为政,相互间既勾结又倾轧,关系十分复杂。为了分化、瓦解以及争取、利用他们开展对日斗争,八路军地下党组织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 当时,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许明珣(楼村人)为了工作需要,结识了不少地方绅士等知名人士,和他们的关系十分好。其中,驻合河乡西元封村的国民党豫北挺进军第九支队自卫团团长兼国民党新乡县第七区区长黄学道(西元封村人)及其副职张喜城(西元封村人)与许明珣的关系就属此类。共产党党组织针对黄学道、张喜城的这个特点,决定选派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打入内部,进一步开展工作。

1944年冬,组织上安排许福超(楼村人,我方地下工作人员)到西元封村给张喜城当护兵。当时,许福超21岁。自许福超到岗后,张喜城对他十分热情,特意关照许福超在他家吃住。张喜城非常关心时局的发展。根据组织安排,许福超有时也把在城工委学习的内容,尤其是时局的发展情况悄悄地告诉张喜城,他每次听后,总要潜心琢磨一番。在和黄学道、张喜城的接触中,经常遇见许安堂(楼村人,原在本村打更的我方地下工作人员)。后来才知道,他是被指派来为黄学道当护兵的。许明珣常来与黄学道、张喜城“闲聊”。经过一段审慎的工作,比较全面地掌握了黄学道、张喜城的思想动态等情况。

1945年2月,许明珣奉中共辉嘉县委书记刘方生的指示,通过许福超从西元封村把黄学道叫到楼村,由许明珣带黄学道到沟西庄的方泽西家与已等候在那里的刘方生进行了面谈。刘方生希望黄学道能认清形势,以中华民族大义为重,和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黄学道鉴于共产党的一片真诚与其部频频遭受日军袭击,既忍无可忍,又无力与日军公开对抗的窘境,遂表示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此后的几次面谈中,刘方生指出:拥护抗日,不能只挂在嘴上,而应落实在行动中。刘方生和黄学道商议,以八路军的名义,由黄学道部将大召营火车站的日伪军干掉,以表明黄学道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决心。双方并达成了如下协议:缴获的枪支归黄学道所有,日军俘虏及其余战利品归八路军所有。   

八路军至于为什么要选择大召营火车站作为此次行动的目标,主要是出于下述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它符合选点原则。其原则有二:一是保证成功;二是尽可能扩大共产党的影响,震慑城内之敌。第二,有利因素多。一是它在新乡县城西外围日军据点中,距城最远,又距八路军根据地最近;二是它处于交通要道,传播消息既快又广。第三,不利因素少。只有一个,就是敌人增援的机动性大。但克服的办法也很简单,出奇制胜,速战速决。这样就可能把敌人的优势压缩到最低限度。可以说,袭击大召营火车站,八路军把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都占了,而剩下的问题就是选择适当的时机。

(民政局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