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二版）

大老杨不愧是喂牲口的行家里手，南征路上，他把驮油印机和油墨、腊纸的那匹马照顾得妥妥贴贴。不管夜间行军多么累，到了宿营地总是不肯休息，除了用领到的干草喂马以外，总要再割些青草喂一喂。他看到我们刻印报纸的任务重，一路上就把做饭的活儿全包了下来。为了做好群众工作，每次离开驻地前他总是把房东家的水缸挑满水，把房里房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大老杨走一路干一路，从不间断。

为革命不知疲倦的人，是不怕任何艰难险阻的。部队进入大别山以后，环境越来越艰苦。东大山反击敌人扫荡，不分白天黑夜部队随时都有战斗，机关随时都要准备转移。为了轻装战斗，油印器材和驮马都被扔掉了，《战斗报》不得不暂时停刊。这时大老杨被指定搞征粮工作，一到驻地就到处找群众买粮。因为敌我双方进行“拉锯战”，群众一时分不清敌我，敌人来了群众跑，我们到了群众也跑，很难在群众中买到粮食，多半是从地主老财的粮仓里找到点儿谷子。而且也不是每次出去都能弄到，即使弄来了谷子也得自己动手脱皮舂米。担任征粮任务的同志历尽艰险。有一次遭到敌人突然袭击，没等征粮的同志回来，部队就转移了。大老杨和另一名同志在敌人窝里周旋了三天两夜，像和敌人捉迷藏一样，躲一阵走一阵，终于找到了部队。

后来部队从东大山转战到西大山，敌人进一步加紧围攻扫荡，为行动更加迅速起见，部队再次轻装。这次大老杨被改挑夫工作。尽管他肩上的担子经常不下二三十斤，随着部队频繁转移，有时吃不上饭，有时通过敌人封锁线，不管怎样苦和累他从不掉队。最危险也最感人的一次是在七天七夜反扫荡战斗的最后一天晚上，由于劳累、饥饿、雨淋，大老杨感冒发起烧来。然而就在这天夜里部队要突围，领导决定把他挑的东西分给大家携带，而他仍坚持自己挑着走，并一再表示，再艰苦危险，只要他活着，公家的东西一点儿也丢不了。突围当中，部队一路急行军，东绕西转，走田埂，过小桥，两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徒手走的人还泥里水里不断跌跤，一个身患感冒肩挑重担的人是何等的艰难啊！当部队胜利突破敌人的包围圈时东方已经发亮。在指定的集合场地，我们看到大老杨全身衣服湿透，光着两只脚而一副重担仍不偏不斜地挑在肩上。杨水旺同志凭着这股顽强劲，挑着这副担子转战一年多，几乎走遍了大别山。在查功表模运动中，他荣记大功一次并参加了1948年年底分区召开的“坚持大别山斗争”的表模大会。当大家欢迎他讲讲自己的模范事迹时，他憨厚的脸上露出窘态，结结巴巴地说：“俺是一名普通战士，在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中当过马夫、挑夫，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也说不出更多的道理，只知道当马夫、挑夫都是干革命。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俺要为解放全中国多干点儿事。”这朴实无华铿锵有力的话语，不正是千千万万个普通战士的共同心声吗？不正是千千万万个普通战士的无私奉献所汇集成的巨大而不可挡的洪流，冲垮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吗？

坚持斗争 迎接胜利

1947年10月下旬，我军在广济县的高山铺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了敌人整编第四十师。这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一次较大的战役，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为创建大别山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参战部队在浠水经过休整补充，主力转战淮北，我们十九旅奉命改为鄂豫军区第三军分区，下辖五十五、五十六两个团和礼山、黄安、黄陂、孝感四个县大队，开始了创建根据地的斗争。

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分区已建立起来，领导就要求《战斗报》迅速复刊。当时我们油印组除两支铁笔外，既无钢板、腊纸，又无油墨纸张，更别说油印机了。怎么办？买吧，周围城镇都是敌人，乡村里哪能买到这些东西？还是组长老钱想了个法子，带我跑了三十多里路，找兄弟部队要来一块钢板和几张腊纸及油墨。没油印机就自己动手钉了两个木框，把刻好的腊纸卡进去，老钱和大老杨招呼着，我小心翼翼地印，就这样停刊一个多月的《战斗报》又和指战员见面了。凑合几天可以，但总是拿着小木框印东西也不是个办法，印的质量、数量都成问题。怎样弄到油印机呢，成了油印组乃至政治部同志们议论的中心。有人建议最好趁部队大休息（所谓大休息就是能在一个地方住上两三天）时找木工帮忙做一个。说来也巧，当我们行军到浠水、麻城交界处的乔家湾大休息时，从房东何大爷那里打听到邻村有位乔姓木工，木工活儿做得好，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巧木匠。何大爷说找到他或许有办法。果然我们找到乔木工，一天一夜就做好了一部油印机，而且出人意料地精致，不仅印板刨得平光而且在框架上还刻有非常漂亮的花纹，又好使又好看，巧木匠真是名不虚传。从此，三天一期的《战斗报》得以定期发往部队。尽管后来我们使用了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油印机，但乔木匠为我们精心制做的那部油印机始终也没舍得丢去，一直由山区带进城市，可惜的是没有把它送进军事博物馆。

部队由野战军改作地方武装后，由于经常在划定的地域内与敌人周旋，行军作战频繁，而且又多是分散活动，很长时间听不到外面的消息，看不到报纸和文件，部队消息闭塞，战士们情绪一度波动。一天，有个团从友邻部队手里搞到一张野战军政治部编印的《时事新闻》，上面登着一篇新华社的社论《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团里干部和战士如获至宝，争相传阅之后又抄写到连里去，在干部、战士中展开热烈的讨论，部队情绪顿时高涨。这说明环境越艰苦宣传工作越重要。于是，分区党委决定除了继续办好《战斗报》，另外再增办一个《消息报》，专门配备一名干事和一部小型收报机，一到驻地马上抄收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和刻印《消息报》发往部队。本来一张《战斗报》的用纸已经够紧张的了，现在又增加一张《消息报》，遇有重大胜利消息，还要加印捷报和号外对外张贴。这样一来，印刷纸张就成了一大难题。弄得我们行军每到一地，凡遇到大小商店就进去买纸，不论质量颜色尽量能多买到一些。尽管纸张五颜六色，但它传递的胜利消息和战地新闻却字字句句打动着战士的心。不断收到惊人的新闻：东北战场廖耀湘兵团被歼；西北战场胡宗南二十九军军长刘堪被击毙；山东战场，济南解放，李仙洲被俘；中原战场，洛阳解放；襄樊战役活捉康泽；天津战役，陈长捷部被歼；淮海战役更是捷报频传，黄伯韬兵团、黄维兵团先后被歼，杜聿明集团覆灭……新华社的电讯里天天都有解放军势如破竹连续歼敌的胜利消息，通过《消息报》传到干部、战士中间，极大地振奋了大家的战斗精神，迎来了坚持大别山斗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