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工，是见载于中国古代许多典籍、知名度颇高的史前传说人物，以治水失败的悲剧结局著称于世。相传其失败的直接原因，是用了错误办法治理严重水患，结果事与愿违，适得其反而惨遭流放诛灭的下场。总之，这是一个失败的典型，在一些典籍中甚至是个性格恣肆暴戾“以害天下”的反面形象。如西汉时期的典籍《淮南子》即云：“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并在书中另一处做了详细解释：“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不仅将共工描述成非常鲁莽的形象，且将其暴怒触山的原因归为“与颛顼争为帝”，其负面形象在标榜禅让、礼让的上古语境中显而易见。
史实真的如此吗？
在我国古史传说中，共工和鲧作为领导治水失败的典型，与取得辉煌成功的禹形成鲜明对照。然而综合传世和出土资料考察，共工和鲧既留下失败的教训，也不乏实践的经验乃至建树可供后继者鉴取。
徐中舒先生在一篇遗著中就指出，古代城与堤都为防水而设，其初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历史上有关鲧的传说：《国语·周语》称共工“淫失（佚）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湮庳以害天下”，其后“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这是说，鲧继承了共工的过失，筑城湮洇水，为尧殛死。这是传说的一面。《世本·作篇》又称：“夏鲧作城”，这是传说的又一面。同一是鲧，一说他筑堤，一说他作城，其实堤与城在古代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国语·周语》称共工和鲧相继“壅防百川，堕高湮庳以害天下”，《世本·作篇》则云“鲧作城”“鲧作郭”。后者的城郭即前者的堤防，传说中的两面反映的确如徐中舒先生所言，是二而一的史实。近年考古发现的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分布的古城群，显然都与防御水患密切相关，印证了徐中舒先生此说。而堤与城作为水利手段，无疑也被禹及三代所继承。
具体说来，鲧为防治洪水而“壅防百川”所筑的古城，其夯土城垣实际就是与防御水患密切相关的封闭的堤
围。当然，倘进而论之，城垣还有军事防御的功能，而堤防的种类也有多种。但在远古社会组织限于规模和水利技术发展水平，尚无力修筑大规模的沿江堤防的史前时代，只能围绕聚落建成封闭的堤围亦即夯土城垣以“壅防”水患。在鲧禹所属的龙山时期，黄河与长江流域广大平原地区农业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不仅已经聚落广布，而且其中比较重要或规模较大者，多已从早期的聚落围壕发展出城垣和壕沟复合体系。此种情形，不仅由这些冲积平原上的聚落近水濒水的位置和地势所决定，且亦为当时东亚大陆正值温湿气候、水患多发的背景使然。例如在长江上游川西平原上，与之大体同期的宝墩文化古城群的涌现，显然也与上述背景紧密相关。此种主要由城垣和壕沟构成的集防洪和军事功能于一体的复合体系模式，在通常年分，是基本能够抵御夏、秋水患的。然而在多年未遇的特大洪水面前，却难逃灭顶之灾。
大禹治水确实开创了中国古代水利史的新阶段，具有划时代的重大历史意义，因而促进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可谓厥功甚伟。一般认为，大禹治水之所以大获成功，决定性的原因是其采取了全新的治水方略：疏导江河。这一认识大体是正确的，但仍有一定的片面性，而且抹煞了共工和鲧的功绩，并不公正。请看《国语》批评了共工和鲧治水方略的错误和危害之后，对继之而起的大禹治水述评道：
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彭按：即共工）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锺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沈气，火无灾燀，神无间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绩，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
从上引史料考察大禹治水方略，其关键性的创新，确实在“疏川导滞”一
条，以及“决汨九川”“汨越九原”等，最后“合通四海”。但与此同时，其治水方略中同样包括了“锺水丰物”“丰殖九薮”，尤其是“陂鄣九泽”，亦即必要的“壅防”“洇塞”，易言之，这实际上是一种疏导为主，疏导与壅防、洇塞结合的综合性治水思路和方略。这是这种堵疏结合的方略，才保障了治水成功。这里面显然就包涵了共工和鲧的贡献。不仅如此，《国语》还特别提到了大禹治水工程中“共之从孙四岳佐之”，突出地表明共工族群的贡献，以至最后“皇天”上帝在表彰了大禹的巨大贡献之后，紧接着就表彰了共工族群的重要贡献：“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很明显，共工氏是一个擅长农业和水利的族群或邦国，而且在大约4000多年前的气候大变迁之际，为东亚大陆的初民社会战胜危及生存的严重水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四岳应为共工氏后裔之一。共工氏作为炎帝之后裔，其族群起初势力应颇强大，故先秦史籍有“共工氏伯九有”之说。伯，或作霸；九有，即九州。可见共工氏曾经为“天下”共主，领导各族群邦国治理水患。看来就在这一过程中，共工氏与颛顼集团发生过矛盾冲突，因而失去共主地位，甚至遭到诛讨。《淮南子》即明确宣称“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故颛顼诛之”。学者或谓此乃“黄（帝）炎（帝）斗争之余绪”，有一定理据。传世文献反映，不仅颛顼与共工氏有过上述冲突，而且其后的尧舜禹集团也与之持续发生过矛盾冲突。《山海经·海外北经》载：“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所抵，厥为泽谿。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同书《大荒北经》亦载有此一史传，惟相柳作相繇，其文曰：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歍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在昆仑之北。
大禹杀共工氏之臣相柳，同样可能是“黄（帝）炎（帝）斗争之余绪”。因此，尽管共工治水有一定成果，其技术亦并
非一无是处，但仍然被渲染为十恶不赦的负面历史人物。不过，大禹治水确实对共工的成果和技术有所继承，这在《山海经》中亦有明确的记载：“禹湮洪水，杀相繇。”郭璞注：“禹塞洪水，由以溺杀之。”是为禹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共工、鲧湮塞技术之确证。不仅如此，《山海经》接着更具体地指出：“禹湮之，三仞三沮。”“三”者，极言其多也。仞，袁珂引王念孙云：“仞读为牣，牣，满也。《史记·司马相如传》云：‘充仞其中。’仞、牣古通用。”又引郭璞注“沮”云：“言禹以土塞之，地陷坏也。”而所谓“三仞三沮”，正是在水利工程的需要湮塞之处，反复用土来塞紧夯实之谓。对湮塞的适当沿用，和对属于共工氏族群的四岳的重用，都揭示证明了大禹治水对共工和鲧方略技术的扬弃。
综上所述，共工氏出自姜姓的炎帝神农氏族群，是上古擅长农业和水利，以辉县一带为世居之地的古老族群共同体，并于很早的时候就在其地建立了早期邦国。由于姜姓的炎帝族群在远古势力强大，共工氏又世代长于水利技术和农业生业，因而在距今4000多年前东亚大陆气候巨变、洪水泛滥之时被举为“天下”共主，史称“霸九有”，领导“天下”各族群邦国治理洪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其治水方略过多地依赖于湮塞手段，也由于炎黄两大族群的矛盾纠葛，其治大规模水工程虽然成绩有目共睹，但最终未能成功，共工氏因而失去了天下共主地位。大禹继而领导治水，兼取共工氏的成败经验教训，从新制定以疏导江河为主、因地制宜结合适度湮塞为辅的治水方略，终于使得治水工程大功告成。共工氏族群的四岳也积极参与治水，荣获殊勋，因而其后共工之子句龙——共工氏族群的新首领也因善于平治水土，后世被举为后土和社神，亦即农业和水土之神。
（作者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彭邦本
